明清时期的“存留养亲”制度 第一步：概念与法律起源 “存留养亲”是中国古代一项特殊的司法制度，指当罪犯被判处死刑或流、徒等重刑，但其家中直系尊亲（祖父母、父母）年老或疾病无人奉养时，官府可以依法准许其暂缓或变更刑罚，留在家中赡养亲人。此制度并非明清独创，其法律源头可追溯至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北魏律》，后为唐、宋、元等历代法典所继承和发展。明清两代在《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对此制度进行了更系统、严密的规定，成为一项体现“孝治天下”儒家伦理的重要法律原则。 第二步：适用条件与法律程序 明清时期，“存留养亲”的适用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并非所有情况都能申请。主要条件包括： 赡养对象 ：必须是罪犯的祖父母、父母，且年迈（通常标准为七十岁以上）或笃疾（重病），此外还必须“家无成丁”。所谓“成丁”，指除该罪犯外，家中没有其他年满十六岁或以上的男性子孙可以承担赡养义务。 犯罪性质 ：通常只适用于非“十恶”之罪。“十恶”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类最严重的犯罪，因直接挑战伦理纲常和皇权统治，原则上不准留养。 罪犯情况 ：罪犯本人必须是“非独子”但其他兄弟已故或同为罪犯，或者本身是“独子”。若兄弟中有足以养亲者，则不准留养。 当符合条件时，需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由罪犯家属或地方官提出申请，经州县官初审核实情况（包括亲老丁单的真实性、犯罪性质等），逐级上报至省按察使司、督抚审核，最终对于死刑案件还需由刑部复核，甚至皇帝亲自批准。程序的核心在于“核实”，防止欺诈。 第三步：执行方式与具体措施 一旦获准“存留养亲”，刑罚的执行方式会发生变更： 死刑犯 ：通常改为“枷号”（戴枷示众）一段时间（如两个月），然后重杖数十，再准其存留养亲。这只是暂缓执行死刑，待养亲对象去世后，理论上仍需执行原判，但实践中常因时过境迁或皇帝特赦而不再追究。 流刑、徒刑犯 ：一般可以改判为“杖一百、余罪收赎”（即打一百板子，其余刑罚用钱赎免），然后准其留养。有时也可直接准其赎罪后留养。 留养期间，罪犯并非完全自由，其户籍上会被标注特殊身份，受到官府和保甲组织的监督，不得离开居住地，并需切实履行赡养义务。若在此期间再犯罪，或发现当初申请留养时有欺诈行为，将撤销留养，加重处罚。 第四步：制度背后的理念与社会功能 “存留养亲”制度的根本理念源于儒家“孝道”伦理。《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国家法律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必须维护更高的伦理价值——对父母的孝养。这体现了法律“礼法结合”、“明刑弼教”的特点，即刑罚的目的是辅助教化，维护社会伦常秩序。 其社会功能在于： 维护家庭稳定 ：避免因家中唯一成年劳动力服刑而导致老人无人奉养、家庭破碎，进而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彰显仁政与教化 ：皇帝通过批准留养，展示其“以孝治天下”的仁德，对百姓进行孝道教化，强化伦理认同。 缓解司法刚性 ：在绝对的法律条文之外，引入人伦情感的考量，使法律执行更具弹性和“人情味”。 第五步：制度的流弊与争议 尽管有严格的程序，但“存留养亲”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仍产生了诸多弊病和争议： 欺诈频发 ：为逃避刑罚，罪犯家庭常与胥吏、讼师勾结，通过虚报年龄、伪造丁单（谎称无其他成年男子）、买通证人等手段骗取留养资格。 执法不公 ：是否准予留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乃至最终复核者的主观判断，容易滋生腐败，成为权钱交易的窗口。富家子弟更容易通过贿赂获得留养，而贫民则难。 司法权威受损 ：对严重罪犯网开一面，可能削弱法律的威慑力，引发受害者家属及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性别局限 ：制度完全以男性为中心，只考虑儿子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若父母仅有无子，女儿犯罪则不可因养亲留养，反映出法律中的性别不平等。 清代中后期，针对这些弊端，法律不断增补条例进行限制，例如规定兄弟出继可归、孀妇独子等复杂情况的处理办法，并加大对诈冒行为的惩罚，但根本性的伦理与法理矛盾始终存在。 总结 ：“存留养亲”制度是明清法律儒家化的一个典型标本。它生动展现了传统中国社会如何试图在维护国家法律权威与巩固家庭伦理基石之间寻找平衡。这一制度虽有其深厚的人文关怀和稳定社会的功能，但其在实践中的种种弊端，也折射出帝制晚期法律执行面临的困境，以及伦理原则在复杂现实面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