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越史记全书》中的占城外交关系 《大越史记全书》是越南后黎朝和阮朝时期编修的官定正史，采用编年体，记载了从上古传说时代到1675年的历史。其中，越南（大越）与占城（占婆）的长达数个世纪的关系是其外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关系充满了战争、朝贡、领土变迁与文化交流，是理解东南亚古代国际关系的关键。 第一步：理解基本背景——两国性质与地理 大越（大致位于今越南北部和中部）是以水稻农业为基础的儒家官僚制国家，深受中国政治文化影响，其战略核心是向南扩张（“南进”政策）。占城（位于今越南中南部）是一个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海洋王国，以贸易、航海和种植园农业见长，控制着重要的海上贸易路线。两国领土接壤，但文明类型截然不同，这构成了冲突与合作的根本背景。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并非简单的“越南侵略”，而是两个独立王国间复杂的互动，其中既有占城强盛时对越南北侵的劫掠，也有大越稳定后对占城的持续压力。 第二步：关系演变的核心阶段——从对抗到兼并 早期对抗与均势（10-13世纪） ：大越自10世纪脱离中国独立后，与占城进入长期对峙。双方互有攻伐，如1044年、1069年李朝皇帝亲征占城，俘虏其国王。但占城也多次反击，甚至一度攻陷大越首都昇龙（1377年）。此阶段，双方总体上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占城作为“藩属”向大越或中国朝贡，但在政治上保持独立。 大越的稳步南进与占城的衰败（14-15世纪） ：后黎朝（1428-1789）建立后，大越中央集权加强，南进成为国策。1471年，黎圣宗发动决定性战役，攻占占城首都维贾亚（今归仁附近），吞并其北部广大领土（相当于今广南、广义省），将占城残余势力压缩到南部的宾童龙和古笪（今潘朗-塔占一带）等小区域内。此役是转折点，占城自此一蹶不振，丧失与大越抗衡的能力，沦为附庸。 阮氏广南国的代理人与最终吞并（16-17世纪） ：越南进入郑阮纷争时期，南方的阮氏政权（“广南国”）为拓展疆土，利用并进一步削弱占城残余势力。1693年，阮主福淍正式将最后的占城领土宾童龙改为“顺城镇”，派官监管，形式上保留占王世系但实权尽失。至此，独立的占城王国在政治上消亡，其领土和人民被逐步整合进越南社会。 第三步：外交关系的具体形式与内容 朝贡与册封 ：占城在大部分时间是越南的“藩属”，需定期遣使朝贡（进献象牙、香料、奇珍等）。大越皇帝则“册封”占城君主，赋予其统治合法性。这种朝贡关系是东亚封贡体系在东南亚的延伸，既是一种不平等的政治从属，也是一种贸易和文化交流渠道。 婚姻与联盟 ：为缓和关系或结盟对抗第三方（如高棉、暹罗），双方时有王室通婚。例如，陈朝时期曾娶占城公主为后。但这种联盟通常脆弱。 战争与条约 ：战争是主要互动方式之一。战后常订立和约，内容通常包括：占城割地（如1069年割让地哩、麻令、布政三州）、赔款、确认朝贡关系、遣返俘虏等。这些条约是研究当时国际法观念的重要材料。 人口与文化交流 ：战争导致大量占城俘虏和移民被带入大越，带来了航海、建筑（如占婆塔）和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影响。同时，越南的农业技术、儒家行政制度也向南传播。 第四步：在《大越史记全书》中的记载特点与史学价值 该书从大越（越南）本位视角记载这些互动，将大越的南进描绘为“开拓疆土”的正当过程，而占城常被刻画为“桀骜不驯”“寇边”的蛮夷。尽管如此，它系统地保存了使节往来、战争、条约签订的具体年份、人物和事件，是重构占越关系史最核心的文献。研究者必须批判性地使用，结合占城碑铭、中国史料（如《明实录》）及欧洲旅行者记录，才能获得更平衡的图景。 总结：大越与占城的外交关系史，是一部持续七百年的南进与抵抗史。它展示了在中华文明圈边缘，一个农耕帝国如何通过军事、外交和移民手段，逐步兼并一个海洋商业王国的完整过程。这一过程深刻重塑了中南半岛的地缘政治格局，奠定了现代越南的疆域基础，也是研究前殖民时代东南亚地区间强权政治、文明碰撞与融合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