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回民起义”续讲：战略转折、清廷剿抚策略与最终平定

1. 战略转折点：大理政权的建立与困局（1862-1867）

   • 1862年，滇西起义军在杜文秀领导下攻占大理，建立政权，年号“平南”。这标志着起义从分散的地方性反抗，转变为一个具有明确政治目标、统辖滇西广大地域的割据政权。
   • 大理政权施行了一系列内政措施：整顿吏治、发展生产、鼓励商贸（尤其通过缅甸的贸易）、实行较为宽容的民族与宗教政策。这些措施使其获得了相对稳固的统治基础。
   • 然而，大理政权也面临根本性困局。地理上，它被清军和其他地方势力（如马如龙等已“就抚”的回军）封锁在滇西，难以向云南腹地扩张。经济上，长期战争和封锁导致财政日益紧张。军事上，缺乏一支能进行决定性野战、彻底打破封锁的机动力量。

2. 清廷的剿抚策略演变与内部整合

   • 清廷在云南面临的是多重危机：回民起义、汉人团练武装、地方官员无力等。其策略核心是“以回制回”与“重用汉人团练”相结合。
   • “抚”的代表：马如龙。马如龙原为滇东南回民起义领袖，1862年接受清廷招抚，被授予临元镇总兵等职。他率领的“降回”武装成为清军镇压其他起义军的重要力量。清廷利用马如龙，实现了对滇中、滇东南回民势力的分化。
   • “剿”的主力：岑毓英与滇勇。汉人官员岑毓英在组织地方团练（滇勇）对抗起义军的过程中崛起。他善于协调各方（包括部分已归顺的回军），整合资源，逐步成为清廷在云南平乱的核心军事指挥官。他的部队构成了清军进攻滇西的主力。
   • 这一阶段，清廷通过招抚部分回军首领、倚重汉人地方武装，逐渐扭转了初期完全被动的局面，整合了内部力量，为最终西征奠定了基础。

3. 最终平定过程：清军西征与大理陷落（1868-1874）

   • 东线稳定与西征准备：1860年代末，随着马如龙部完全效忠清廷，以及岑毓英等人肃清滇中、滇东的起义军据点，清军终于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大理政权。
   • 艰苦的西征：清军西征并非一帆风顺。大理政权凭借哀牢山、澜沧江等天险进行顽强抵抗，战争进入残酷的拉锯和围城阶段。清军采取步步为营、断绝外援、长期围困的策略。
   • 关键战役与内部瓦解：1872年，清军攻占大理外围全部重要据点，合围大理城。在绝望形势下，大理政权内部出现分裂，部分将领主张投降。杜文秀在清军发动总攻前，为保全城中军民，服毒后赴清营而死（一说被部将所杀）。
   • 最后的抵抗与肃清：大理城破后，起义军残部在滇西各地仍有零星抵抗，直至1874年才被完全镇压。清军在战后进行了严厉的清算和整顿，大量人口在长期战乱中伤亡或流离，云南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4. 起义的深远影响

   • 人口与经济的浩劫：长达十八年的战争（1856-1874）导致云南人口锐减，城镇乡村凋敝，工商业和农业遭到毁灭性打击，恢复极为缓慢。
   • 地方权力结构的重塑：以岑毓英为代表的一批汉人地方军事官僚通过平乱崛起，掌握了云南实权，中央权威在战后需重新构建。同时，清廷对云南的控制通过军事胜利得到强化，但地方军事集团的影响力也显著增强。
   • 民族关系的复杂遗产：起义虽以回民为主体，但实际是各族卷入的复杂社会冲突。清廷“分而治之”的策略加深了民族隔阂，战后严厉的处置措施也为云南的民族关系留下了长期阴影。
   • 西南边疆危机：起义期间，云南边防近乎空虚，间接影响了清廷对缅甸、越南等藩属国的控制力，也为后来英国、法国势力向云南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