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的发现、流散、编目与数字化整理 核心定义与发现时刻 ： 《敦煌遗书》 ，又称敦煌文书、敦煌卷子，特指20世纪初在中国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中发现的一批公元4至11世纪的写本和少量印本文献。其内容包罗万象，以佛教典籍为主，兼及道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文献，以及经、史、子、集四部书，官私文书，社会经济文书，语言文字资料等，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乃至中亚历史、宗教、文化、艺术、语言、社会的“百科全书式”原始档案。 关键事件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一说为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偶然发现藏经洞密室。这一发现长期未被清廷重视，为后续的大规模流散埋下伏笔。 流散过程与国际敦煌学的兴起 ： 第一阶段（1907-1908年） ：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先后抵达敦煌，利用王道士的无知与地方官员的漠视，以少量金钱获取了大量精品。斯坦因重数量，伯希和通汉学，两人带走的卷子分别成为今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核心馆藏。 第二阶段（1909年以后） ：清廷得知消息后，下令将剩余卷子运京，但途中遭大小官吏窃取损毁，数量再次受损。此后，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奥登堡考察队等又获取了相当数量的藏品，散藏于日本、俄罗斯等地。 影响 ：这一流散过程既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悲剧，也客观上促成了国际性学术领域“敦煌学”的诞生。世界多国学者基于各自所藏展开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编目体系。 主要收藏地与编目体系 ： 敦煌遗书现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十余个国家。主要收藏机构及编目特点如下：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量最大（约16000号），主要源自运京残卷及后续征集。早期编目如《敦煌劫余录》（陈垣），现采用新编流水号。 大英图书馆 ：斯坦因收集品，编号以“S.”（Stein）开头，如S.1，是其标准引用号。另有一部分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等单位。 法国国家图书馆 ：伯希和收集品，编号以“P.”（Pelliot）开头，如P.2001，用于汉文文献；藏文文献另用“P.t.”等编号。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奥登堡收集品，编号复杂，常用“Ф.”（代表“片”）或“Дx.”（代表“敦煌”）等。 日本机构 ：分散于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国会图书馆等，各自有独立的编目号。 挑战 ：这种分散且体系各异的编目状况，长期是研究者全面掌握资料的主要障碍。 整理、研究与数字化工程的里程碑意义 ： 传统整理 ：20世纪，中外学者投入巨力进行编目、释录、考订工作。中国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及其后多种新编目录，法国《敦煌汉文写本目录》、英国《斯坦因收集品汉文写本目录》等，均为重要工具书。 《敦煌文献合集》工程 ：中国学者进行的集大成式文献校录整理，旨在按经、史、子、集、宗教、文书等类别，对所有汉文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校勘、标点和分类汇编，是文本研究的基础。 数字化与资源共享 ：21世纪以来，各主要收藏机构纷纷开展高精度数字化项目。例如： 国际敦煌项目 ：由大英图书馆牵头，联合多国收藏机构，建立统一的在线数据库，提供高清图像、目录及部分研究成果。 中国“数字敦煌”资源库 ：由中国敦煌研究院牵头，不仅包括遗书，更整合了洞窟壁画、彩塑的数字化资源，提供一站式访问。 法国、俄罗斯等国图书馆的在线发布 。 意义 ：数字化极大降低了研究者获取第一手图像资料的难度，促进了全球学者的协作，使得对散落世界各地的同一文献或同类文献进行比对研究成为可能，是敦煌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革命性进步。 总结：《敦煌遗书》从洞窟秘藏的偶然发现，到令人痛心的国际流散，催生了世界性的敦煌学。其研究史伴随着从各自编目、分散研究，到协作整理、数字化共享的深刻转变。如今，研究者虽仍需面对复杂的编目体系，但已能借助数字化平台更便捷地触及这批中古文明的“时间胶囊”，持续发掘其无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