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续讲：财政体制固化、经济影响深化与近代税政遗产 您已对厘金的源起、征收制度、地方实态、整顿尝试、裁撤进程及宏观影响有了系统了解。现在，我们将聚焦于厘金制度在长期运行中如何深度塑造并固化了晚清至民初的财政体制，其经济影响如何层层深化，以及它作为近代中国税政转型中的独特遗产，留下了哪些结构性难题。 第一步：厘金与晚清财政体制的深度固化 中央财政依赖性的确立 ：随着时间推移，厘金收入在清廷中央财政中的占比持续上升。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后，许多临时加征的田赋被取消，但厘金作为“可靠”的新税源却被保留下来。至光绪年间，厘金常年收入维持在1400万两至2000万两白银之间，与关税、盐税并列成为清廷三大财政收入支柱。这种依赖使得中央虽屡有裁厘之议，却因担心财政缺口而难以真正推行。 “饷源绑定”与地方财政自主权的扩张 ：厘金最初多为特定军事行动（如镇压太平军）筹饷而设，形成了“某某军厘金”的专款专用模式。这导致地方督抚通过控制厘金局卡，直接掌握了供养地方军队（如湘军、淮军）的财源，强化了其军事、财政一体化权力。中央的户部难以有效调度这部分资金，形成了“财政地方主义”的格局，动摇了传统的中央集权财政体系。 征管体系的官僚化与世袭化 ：厘金局卡虽被视为“肥差”，但其人员任免、考核逐渐形成一套独立于正式官僚体系之外的潜规则。许多职位被地方势力或经办官员的亲信、子弟把持，成为一种事实上的世袭或裙带职位，进一步加剧了吏治腐败和征收失控，也使任何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阻力重重。 第二步：厘金对经济社会影响的持续深化 国内市场分割与商品流通成本畸高 ：层层设卡、重复征税的痼疾长期未解。一件商品从产地到销地，往往需缴纳多次厘金，总税率可能高达货值的10%至20%，远超名义税率。这严重阻碍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保护了地方落后产业，抑制了区域间专业化分工和商品流通，成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制度性障碍。 对产业结构的扭曲影响 ： 民族工商业的沉重负担 ：华商需面对繁苛的厘金，而洋商凭借子口税制度（一次缴纳2.5%的子口税即可免纳所有内地税厘）获得了超国民待遇。这使民族工商业在竞争中处于极端不利地位，客观上压制了其发展空间。 农业商品化的抑制 ：厘金同样适用于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流通。这提高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成本，挫伤了农民进行商品化生产的积极性，将大量小农经济更紧地束缚在自给自足的状态，延缓了农村经济的近代化转型。 加剧区域经济不平衡 ：厘金收入丰裕的通商口岸省份（如江苏、浙江、湖北）与内地贫瘠省份的财政能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富裕省份凭借厘金等收入得以兴办洋务、编练新军，而贫瘠省份则财政困窘，发展迟滞，加剧了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第三步：厘金作为近代税政转型的复杂遗产 “间接税为主”财政模式的奠基 ：厘金与关税、盐税（后期也部分厘化）共同推动晚清财政从传统的以田赋（直接税）为主，转向以工商流通税（间接税）为主的模式。这一转变适应了近代经济部分商品化的趋势，但也将税负更多地转嫁给了广大消费者和工商业者，税制累退性明显。 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难题的源头 ：厘金实践首次在制度层面（尽管是非正式的）大规模承认了地方政府的独立征税权和财政支配权。如何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体系，成为清廷未能解决、并遗留至民国乃至更后期的核心财政难题。民国初年的“国地税划分”争议与混乱，其根源即在于晚清厘金所固化的地方财政格局。 制度路径依赖与裁厘改税的长期性 ：厘金制度的利益网络盘根错节，裁撤意味着对整个财政供养体系和既得利益格局的颠覆。因此，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政府，“裁厘”口号喊了半个多世纪，却屡屡陷入“裁厘-开新税（如统税）-新税变异”的循环。直至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才在争取到关税自主权、并推行统税作为替代财源的条件下，最终正式废除厘金制度，但其经济思维和管理遗风在某些方面仍有残留。 总结 ：厘金制度从一项战时临时筹饷措施，演变为深刻塑造中国近代财政经济格局的长期性制度。它固化了中央对间接税的依赖与地方财政的割据，深度扭曲了国内市场与产业结构，并留下了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间接税主导模式以及制度变迁中强大的路径依赖等复杂遗产。理解厘金，不仅是理解晚清财政史的关键，也是透视近代中国国家治理转型中经济层面深层矛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