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门生故吏关系》
我们先从一个更早的现象开始理解。汉代，尤其是东汉，地方长官（如刺史、太守）可以自行辟召属官，这些被辟召的僚佐与长官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私人的、紧密的君臣般的关系，被称为“故吏”。同时，汉代经学大师开门授徒，弟子被称为“门生”。这两种关系都带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和恩义色彩，是当时重要的政治纽带。
进入魏晋南北朝，随着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士族制度的确立，这种“门生故吏”关系进一步与家族、宗族网络结合，成为士族维系其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工具。高门大族的“故吏”遍布各级官府，形成了一个以恩庇和效忠为纽带的庞大关系网。
到了隋唐时期，情况发生了深刻但渐进的变化。隋朝建立，特别是科举制的初创，旨在打破门阀对选官的垄断，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但旧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会立刻消失。
-
唐初的延续与惯性：唐朝建立初期，门阀士族（如山东崔卢李郑、关陇集团）仍有巨大影响力。许多官员的晋升，除了依靠制度性的门荫、军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辈高官的赏识、举荐和提携。这种提携关系，在观念和情感上，仍被视作类似“故吏”对举主的感恩与忠诚。例如，某位宰相提拔的年轻官员，在官场上自然会被视为该宰相的“门下”，形成非正式的政治派系。
-
科举制带来的新“门生”关系：这是隋唐时期此关系演变的核心。科举，尤其是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主考官（知贡举）在考试中录取的进士，与考官之间就确立了一种新的、制度性的“座主”与“门生”关系。及第进士要拜谢座主，自称门生；座主则有责任关照门生的政治前途。这实质上是将旧式的私人依附关系，植入了新的、相对公平的选拔制度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结合模式。中唐以后，“座主门生”关系成为官场中极其重要的人脉链条，朋党之争常以此为基础。
-
“故吏”内涵的变化：随着中央集权加强，地方长官的自主辟召权被大幅压缩（虽有使职差遣带来的变通，但性质不同），严格意义上的、汉代那种长官自辟的“故吏”在制度上基本消失。但“故吏”的概念转化为更宽泛的“旧部”或“曾经的下属”。某位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僚，在其升迁或调任后，可能随之调动或受其继续荐举，这种长期的恩庇与效忠关系，仍被社会观念视为“故吏”之情。这在藩镇体系中尤为明显，节度使与牙兵牙将之间，也带有这种强烈的私人恩义色彩。
-
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门生故吏”关系网在唐中后期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最典型的例子是“牛李党争”。两党领袖（如李德裕、牛僧孺）身边都聚集了大量通过科举（门生）、举荐（故旧）、同僚等关系联结的官员，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李德裕曾激烈反对进士科中的“座主门生”结党现象，正是看到了这种关系对皇权集中和官僚体系公正性的侵蚀。
-
社会观念与法律界限：尽管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力量强大，但唐朝中央政府始终试图从法律和道德上对其进行限制。朝廷多次下诏禁止新科进士聚集参谒宰相、向座主谢恩，强调“国家选士，为官择人”，进士应自认“天子门生”。这反映出皇权对官僚体系中这种私人忠诚纽带的高度警惕，也说明了其实际存在的顽固性。
总结来说，隋唐时期的“门生故吏关系”是汉代以来私人恩庇政治传统，在新时代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和中央集权加强背景下的转型与延续。它从过去以地方长官辟召和经学传承为核心，转变为以科举“座主门生”和广义的上下级恩旧为核心，继续深刻影响着唐代的官员晋升、政治派系形成和朝局变迁，成为理解唐代政治生态不可或缺的一环。
《隋唐时期的门生故吏关系》
我们先从一个更早的现象开始理解。汉代，尤其是东汉，地方长官（如刺史、太守）可以自行辟召属官，这些被辟召的僚佐与长官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私人的、紧密的君臣般的关系，被称为“故吏”。同时，汉代经学大师开门授徒，弟子被称为“门生”。这两种关系都带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和恩义色彩，是当时重要的政治纽带。
进入魏晋南北朝，随着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士族制度的确立，这种“门生故吏”关系进一步与家族、宗族网络结合，成为士族维系其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工具。高门大族的“故吏”遍布各级官府，形成了一个以恩庇和效忠为纽带的庞大关系网。
到了隋唐时期，情况发生了深刻但渐进的变化。隋朝建立，特别是科举制的初创，旨在打破门阀对选官的垄断，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但旧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会立刻消失。
-
唐初的延续与惯性：唐朝建立初期，门阀士族（如山东崔卢李郑、关陇集团）仍有巨大影响力。许多官员的晋升，除了依靠制度性的门荫、军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辈高官的赏识、举荐和提携。这种提携关系，在观念和情感上，仍被视作类似“故吏”对举主的感恩与忠诚。例如，某位宰相提拔的年轻官员，在官场上自然会被视为该宰相的“门下”，形成非正式的政治派系。
-
科举制带来的新“门生”关系：这是隋唐时期此关系演变的核心。科举，尤其是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主考官（知贡举）在考试中录取的进士，与考官之间就确立了一种新的、制度性的“座主”与“门生”关系。及第进士要拜谢座主，自称门生；座主则有责任关照门生的政治前途。这实质上是将旧式的私人依附关系，植入了新的、相对公平的选拔制度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结合模式。中唐以后，“座主门生”关系成为官场中极其重要的人脉链条，朋党之争常以此为基础。
-
“故吏”内涵的变化：随着中央集权加强，地方长官的自主辟召权被大幅压缩（虽有使职差遣带来的变通，但性质不同），严格意义上的、汉代那种长官自辟的“故吏”在制度上基本消失。但“故吏”的概念转化为更宽泛的“旧部”或“曾经的下属”。某位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僚，在其升迁或调任后，可能随之调动或受其继续荐举，这种长期的恩庇与效忠关系，仍被社会观念视为“故吏”之情。这在藩镇体系中尤为明显，节度使与牙兵牙将之间，也带有这种强烈的私人恩义色彩。
-
政治斗争中的表现：“门生故吏”关系网在唐中后期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最典型的例子是“牛李党争”。两党领袖（如李德裕、牛僧孺）身边都聚集了大量通过科举（门生）、举荐（故旧）、同僚等关系联结的官员，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李德裕曾激烈反对进士科中的“座主门生”结党现象，正是看到了这种关系对皇权集中和官僚体系公正性的侵蚀。
-
社会观念与法律界限：尽管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力量强大，但唐朝中央政府始终试图从法律和道德上对其进行限制。朝廷多次下诏禁止新科进士聚集参谒宰相、向座主谢恩，强调“国家选士，为官择人”，进士应自认“天子门生”。这反映出皇权对官僚体系中这种私人忠诚纽带的高度警惕，也说明了其实际存在的顽固性。
总结来说，隋唐时期的“门生故吏关系”是汉代以来私人恩庇政治传统，在新时代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和中央集权加强背景下的转型与延续。它从过去以地方长官辟召和经学传承为核心，转变为以科举“座主门生”和广义的上下级恩旧为核心，继续深刻影响着唐代的官员晋升、政治派系形成和朝局变迁，成为理解唐代政治生态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