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巴黎公社的妇女与性别政治 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不仅限于阶级和政治领域，也深刻触及了性别关系和妇女地位。要理解这一主题，我们可以按以下步骤展开。 第一步：公社前巴黎妇女的社会与政治处境 在第二帝国（1852-1870）晚期，巴黎的工业化催生了大量女性工人，她们集中在服装、纺织、洗衣、小商品制造等行业，工资普遍低于男性，工作条件恶劣。法律上，已婚妇女受《拿破仑法典》制约，几乎没有任何独立财产权和法律人格。政治上，所有妇女均被完全排除在选举权之外。然而，妇女并非被动群体：她们活跃于社区生活、市场，并参与了1860年代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俱乐部（如第一国际支部）的讨论，为后来的集体行动积累了经验。 第二步：围城期（1870年9月-1871年1月）的角色转变 普法战争后，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男性国民自卫军忙于防务，妇女在生存维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她们排队数小时获取食物，管理家庭物资，组织社区食堂，并投身于战地医疗服务（许多妇女加入了“伤员救护协会”）。这种公共角色的强化，使妇女的政治意识和组织能力得到空前提升，模糊了传统的公私领域界限，为公社期间的激进参与奠定了基础。 第三步：公社期间妇女的多元参与形式 公社成立后（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妇女的参与是多层次的： 政治俱乐部与集会 ：妇女大量参加各区的“俱乐部”、“委员会”和民众集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妇女俱乐部”（如第十区的“特兰斯诺南街俱乐部”）。她们在此讨论社会改革、妇女权利、教育世俗化等议题，有时会场规模达数千人。 组织与动员 ：1871年4月，多个妇女团体联合成立了“妇女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联盟”（简称“妇女联盟”），由革命家娜塔莉·勒梅尔、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第一国际成员）等领导。它不仅是互助组织，更是一个政治动员中心，主张“为公社事业斗争到底”。 军事参与 ：大量妇女直接参与战斗。她们担任街垒战士、侦察员、弹药运输员。著名的“蒙马特尔妇女”在3月18日起义开端就阻挠军队夺取大炮。路易丝·米歇尔等人物成为战斗英雄象征。约1000名妇女组成“妇女营”，参与最后一周的街垒血战。 社会改革倡议 ：妇女积极推动公社的社会法令，如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尤其在军服工场）、倡导世俗免费教育（包括女童教育）、设立托儿所以便母亲工作。这些诉求将阶级解放与性别平等初步结合。 第四步：性别观念的挑战与局限 公社的激进氛围催生了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言行。一些妇女在俱乐部公开批评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压迫，要求离婚权。公社的象征性举措（如推倒旺多姆柱被视为摧毁军国主义和父权象征）也带有性别政治色彩。然而，这种挑战是局部且不系统的。公社多数男性领袖（包括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并未将妇女权利置于核心议程，传统家庭观念依然强大。妇女的军事贡献虽被认可，但常被描述为“辅助性”或“母性保卫”的延伸。 第五步：“流血周”与镇压中的妇女角色及后续叙事 在“流血周”（5月21-28日），妇女在街垒战中表现尤为英勇，许多人与公社社员一同被凡尔赛军队处决或逮捕。据估计，约1000名妇女被起诉，其中许多人被流放至新喀里多尼亚。战后，资产阶级和保守派媒体将参与公社的妇女污名化为“纵火犯”、“疯妇”，塑造其破坏家庭秩序的恐怖形象，以强化镇压的合法性。相反，社会主义和女权运动后来将公社妇女奉为先驱，其斗争成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劳工运动与女权运动交织的重要历史资源。 总结 ：巴黎公社的妇女参与，是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交织下的爆发性实践。它虽未形成完整的女权主义纲领，但在短时间内创造了妇女广泛参与政治决策、军事行动和社会改造的罕见范例，挑战了当时根深蒂固的性别秩序，并对后来的革命理论和性别政治留下了复杂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