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助官与员外官》 第一步：厘清基本概念——何为“助官”与“员外官”？ 在隋唐官僚体系中，“助官”并非一个正式的、统一的官方职位名称，而是一个习惯性称谓，主要用于指代那些编制之外、临时设置以“协助”处理某项事务的官职。其特点是非正员、无常员、无固定品秩，因事而设，事毕则罢。“员外官”则是一个更为正式的法律和制度概念。“员外”即定员之外，隋唐律令对各级官署的官员编制（职事官）有严格规定，称为“正员官”或“额内官”。在此编制之外另行任命的官员，则统称为“员外官”。两者核心都在于“编制之外”，但“助官”更强调职能上的辅助性，“员外官”更强调对编制限额的突破。 第二步：追溯制度源流与演变过程 隋至唐初的严格期 ：隋文帝建立三省六部制时，旨在建立精简高效的官僚体系，对官员定额控制严格。唐初承袭此制，《贞观令》等法典明确规定了各机构的官员员额。此时的“员外官”极少，通常是特恩授予退职元老或功臣的一种荣誉性加官，如“员外同正”，享受同正员待遇但不掌实权，不占编制。 武则天时期的膨胀期 ：这是员外官制度发生质变的关键阶段。武则天为培植势力、收揽人心，大规模任命官员。“助官”性质的职务大量出现，同时开始普遍设置正式的“员外官”。她令官员举荐人才，试官（试用）者也多授予员外官，导致“员外”之数倍于正员，出现了“车载斗量”的谚语。此时的员外官已开始介入实际政务。 中宗至玄宗开元年间的泛滥与整顿期 ：中宗、睿宗时期，韦后、太平公主等继续滥授官爵，员外官数量激增，且多与“斜封官”（由非正式程序任命）关联，导致行政混乱、财政负担沉重。唐玄宗即位后，在姚崇辅佐下大力整顿，于开元二年（714年）罢黜了数以万计的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暂时抑制了泛滥势头。 安史之乱后的复杂化期 ：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后，制度发生畸变。一方面，中央为安置功臣、勋旧或进行权力平衡，继续任命员外官，其成为常见的安置手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变化是，“检校官”、“判官”、“知某官事”等使职差遣系统中的“助官”性质职位成为行政主体，而原来的职事官（包括正员和员外）反而变成表示品阶、待遇的“寄禄官”，员外官的实际行政意义进一步弱化。 第三步：剖析任命途径与主要类型 特恩授职 ：皇帝特别恩赐给皇室成员、退休重臣、功臣后代，多为荣誉性质，如“员外置同正员”。 因事增设 ：为处理特定事务（如工程建设、大型典礼、临时出征）而增设的“助官”，事务结束后官职可能取消。 权宜安置 ：对有功人员、归顺首领、需安抚的势力，授予员外官作为政治和经济待遇的保障。 试官与候补 ：武则天时期，试官（未正式转正者）常授员外衔。后期也有作为官员候补暂挂员外名衔的情况。 使府辟署 ：节度使、观察使等地方大员自行辟署（招聘）的幕僚，常由中央授予“检校员外郎”等京官头衔，这是中晚唐员外官的最大来源，实现了地方僚属的“中央化”身份认定。 第四步：探讨其政治影响与制度利弊 消极影响 ： 破坏行政效率 ：员额外官员充斥衙门，职责重叠，号令不一，导致行政效率低下。 加重财政负担 ：官员俸禄、禄米、职田等开支巨大，加剧了国家财政危机。 扰乱选官秩序 ：绕开了正规的科举、铨选程序，助长了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的风气，损害了官员队伍的素质和官僚制度的公平性。 加速使职差遣体系兴起 ：正是为了应对正规职事官系统（包括泛滥的员外官）的僵化和低效，皇帝和中央才更多地依赖临时性、灵活性的使职来办理要务，最终促成行政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有限积极功能 ： 人事缓冲与安置 ：在官僚队伍新陈代谢中，为安置各类人员提供了弹性空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官位有限与求官者众的矛盾。 地方与中央的纽带 ：中晚唐授予藩镇幕僚检校员外郎等衔，虽是一种妥协，但也象征着中央权威的延续和名义上的隶属关系。 荣誉激励 ：作为一种非实职的加官，可以用于奖赏功劳，满足部分官员的政治虚荣和待遇需求。 总结 ：隋唐时期的助官与员外官现象，是从严格编制走向弹性用人，最终失控泛滥并融入新的权力结构的动态过程。它生动反映了帝国时期官僚制度在皇权干预、政治需求、财政能力与行政效率之间寻求平衡的困境。其演变轨迹，是观察隋唐政治史，特别是武则天以降中央集权变化、选官制度迁转以及最终走向藩镇体制的一个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