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衙役”与基层行政执行 第一步：从概念定义与基本构成入手 “衙役”，又称“胥役”或“差役”，是明清时期州县及更低层级政府（如府、县、厅）中，从事具体行政、司法、税收等事务执行的服役人员总称。他们并非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员”，甚至不属于“吏员”（经制吏），而是由官府从当地民户中佥派或招募的服役者。衙役通常分为三大类： “三班”衙役 ：负责治安、缉捕、传唤、站堂、护卫等事务，具体包括： 皂班 ：主要在衙门内负责站堂、行刑、仪仗护卫。 快班 ：分为“步快”和“马快”，负责缉捕盗贼、传唤诉讼当事人、递送公文等外勤事务。 壮班 ：负责守卫仓库、监狱、护送官银、弹压地面等，类似地方武装。 “六房”书吏对应的衙役 ：配合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书办，从事催征钱粮、下乡勘查、管理市场等具体执行工作，如“粮差”、“户差”等。 其他专业或杂役 ：如门子、轿夫、库子、斗级、更夫、仵作（验尸官）等。 第二步：解析衙役的服役性质与身份地位 衙役的来源主要依靠“徭役”制度。明初主要按户等佥派，清中期后逐渐演变为以招募为主，但本质上仍被视为一种“役”。他们的身份在法律和社会观念中地位极低： 法律上的“贱民”身份 ：清代法律明确规定，衙役（尤其是三班衙役）及其子孙，三代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使其社会地位与倡优、奴仆等同，属于“贱役”。 经济待遇微薄 ：国家发放的“工食银”极其微薄，通常一年数两银子，远不足以养家糊口。这份“正俸”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服役的强制性 ：被佥为衙役往往是贫困民户的沉重负担，因其地位卑贱且易得罪人，常有人“买脱”或逃亡。这导致衙门往往只能招募社会边缘人员或无业游民充任。 第三步：阐述衙役在基层行政中的实际功能与权力 尽管地位低下，但衙役却是国家权力触及基层社会的“神经末梢”，其实际功能不可或缺： 行政执行的终端 ：所有州县长官的政令——征税、司法、治安、公共工程——最终都需衙役去具体落实。他们是“官”与“民”之间的直接接触者和政策最终执行者。 信息收集的触角 ：衙役常年在城乡行走，是最了解地方实情、掌握社会动态的群体，他们的报告是官员决策的重要依据。 司法程序的关键环节 ：从传唤当事人、拘捕人犯、勘查现场、收取状纸、到监押囚犯、执行刑罚，整个司法流程都依赖衙役操作。他们直接控制了司法程序的入口和出口。 非正式权力的滋生 ：由于信息不对称、执行过程存在自由裁量空间，且官员依赖他们办事，衙役常常能够实际操纵或扭曲政令的执行，从而获得巨大的非正式权力，形成“吏役把持”的局面。 第四步：剖析衙役的生存策略与“衙蠹”弊病 微薄的待遇与巨大的实际权力，导致衙役形成了一套畸形的生存与牟利模式，成为明清吏治中最突出的弊病之一——“衙蠹”之害： 索取“规费”与陋规 ：几乎所有公务环节都可索取费用，如传唤有“鞋袜钱”、拘捕有“脚步钱”、验尸有“开检钱”、结案有“洗手钱”。这些成为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敲诈勒索与恐吓 ：利用司法权力，对诉讼双方进行敲诈，或凭空诬陷、拘押平民以勒索钱财。 包揽词讼与欺上瞒下 ：与讼师、地方豪强勾结，操纵诉讼进程；在征税时欺压小民、包庇富户，或私自加征“耗羡”。 形成世袭与地方势力 ：虽为贱役，但因其掌握实权且可牟利，往往出现父子相承、亲朋结党的现象，在地方上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甚至能左右州县官施政。 第五步：探讨朝廷的应对措施及其局限 朝廷对衙役之弊有清醒认识，并采取过一系列整顿措施： 定额限制与身份管制 ：严格规定各州县衙役的法定名额，并重申其贱民身份和科举限制，试图从源头控制规模与社会影响。 经济措施 ：顺治年间一度尝试将衙役工食银编入地方财政预算，康熙时又将其裁撤归入“起运”，试图切断其与地方财政的联系，但效果甚微。 立法严禁与考成 ：律例中设有“官吏受财”、“擅赋敛”等条目严禁勒索，并将约束衙役作为地方官考成内容。 利用士绅监督 ：默许或鼓励地方士绅、宗族对衙役的不法行为进行抵制或告发。 然而，这些措施大多收效有限。根本原因在于： 明清“简约型”的正式官僚体系无法承担浩繁的基层事务，必须依赖数量庞大的非正式人员（吏、役）来运作。 国家不愿也无力承担其合理薪酬，便只能默许其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取收入，形成了“以权谋生”的系统性腐败。衙役问题本质是传统帝国治理能力与治理需求之间深层矛盾的集中体现。 总结而言，明清时期的“衙役”是基层行政运作不可或缺的实际执行者，但其卑贱的法律地位、微薄的经济待遇与巨大的实权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导致其普遍性地通过敲诈勒索、索取陋规来生存，成为侵扰民间、败坏吏治的“衙蠹”。这一群体深刻反映了明清国家在基层治理中的制度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