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墨敕与斜封官》 第一步：基本概念界定 墨敕，亦称“墨制”，指皇帝亲笔书写、不经过正式中书门下起草和审核程序而直接发出的诏令。因其用墨笔书写（正式诏书需经多道誊抄用印程序），故称“墨敕”。斜封官，则是指通过这种非正式程序——即由皇帝直接交付中书省办理任命手续——所授予的官职。任命状（告身）的封袋需斜着封缄以示区别，故得名“斜封官”。两者紧密关联，墨敕是手段，斜封官是结果，共同构成了对唐代正常任官制度的破坏。 第二步：产生的制度背景与早期形态 唐代正常的官员任命，遵循严格的“三省制”程序：中书省起草诏令（“授旨”），门下省审核封驳（“封还”），尚书省执行（“施行”）。这一程序旨在保证决策的审慎与官员任命的严肃性。然而，皇帝始终保有最高人事权。在唐初，太宗等皇帝偶尔也会使用墨敕处理紧急事务或特例赏赐，但总体能自我克制，将其控制在极小范围，作为对严密官僚制的一种灵活补充，并未形成制度性危害。 第三步：武周至中宗时期的恶性发展 墨敕与斜封官现象在武则天统治后期开始泛滥，至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7年）达到顶峰。其泛滥的直接根源是皇帝试图绕过官僚体系，直接行使权力以满足私欲或进行政治交易： 动机 ：中宗昏懦，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及诸公主、贵戚大肆卖官鬻爵。任何人只要向这些权贵缴纳巨额钱帛（时价约三十万钱），即可获得墨敕一道，直接授官。 规模与影响 ：通过此途径授官的员外官、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等数量激增，动辄数千人。这些官员不经吏部、兵部铨选，素质低下，只知敛财，导致“政出多门，铨衡失次”，国家官僚体系与俸禄支出不堪重负，行政效率严重下降。 官僚系统的反应 ：正式的宰相和吏部官员对此深恶痛绝，但往往无力阻止。有时，他们只能消极应对，将斜封官的告身堆积在侧，不予正式颁发，但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任命本身。 第四步：睿宗与玄宗初期的整顿与反复 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2年），姚崇、宋璟等宰相曾试图革除弊政。他们联合睿宗，一度下令罢免所有斜封官，并严禁墨敕授官。然而，这一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太平公主势力），在强大压力下，不久又被迫恢复斜封官。这反映出皇权内部（皇帝与干政的后妃、公主）及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激烈博弈。 第五步：玄宗朝的彻底制度化取缔 唐玄宗李隆基在彻底铲除太平公主势力、掌握全部皇权后，决心根除此弊。开元初年（约714年），他任用姚崇为相，正式下诏：“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斜封墨敕，须一切罢断。”采取了果断措施： 永久性废除通过墨敕授予斜封官的做法。 对已存在的斜封官进行甄别，少数有才学者经考核后留用，绝大部分予以清退。 重申并严格坚持三省制下的官吏铨选程序。 玄宗的改革成功地将皇权重新纳入官僚制度的规范框架内，这是创造“开元盛世”在吏治方面的重要基础。 第六步：中晚唐的余绪与变形 “墨敕斜封官”作为一种大规模现象在开元后基本消失。但“墨敕”作为一种皇帝越过程序行使特权的工具，始终存在。安史之乱后，皇权威信下降，藩镇割据，但皇帝在中央范围内，偶尔仍会用墨敕处理特殊人事或赏赐（如对宦官、近臣）。不过，这已不再是制度性破坏，而更多是皇权在特定情况下的行使方式。其性质与中宗时期系统性、公开卖官的行为已有本质不同。 总结 ： 墨敕与斜封官问题，本质上是 皇权任性 与 官僚制度理性 之间冲突的集中体现。它展示了在君主专制下，即便有设计精良的制度（如三省制），若最高统治者缺乏自制或受身边人蛊惑，制度仍可能被轻易绕过，导致国家治理体系的溃坏。而它的最终解决，也依赖于一位强势且有政治远见的皇帝（玄宗）运用其权威，将皇权重新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一历史过程，深刻反映了唐代政治制度运行的内在逻辑与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