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济贫法制度变迁 背景与起源：旧济贫法（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 在16世纪以前的英格兰，贫困救济主要由教会、修道院和各类慈善组织承担。随着宗教改革解散修道院，以及圈地运动、人口增长、价格革命等因素导致流民和贫困问题加剧，原有的救济体系崩溃，社会动荡。为应对危机，都铎王朝颁布了一系列济贫法令，最终在1601年集大成于《伊丽莎白济贫法》。该法确立了三项核心原则： 第一，以教区为基本单位筹集“济贫税”并实施救济，确立了政府的法定责任；第二，区分不同的贫困人口类型并区别对待 ，即有劳动能力的穷人被送入“济贫院”或强制劳动（“院内救济”），无劳动能力者（老弱病残）给予“院外救济”，而流浪的健壮乞丐则会受到惩罚； 第三，确立了亲属责任原则 ，即子女、父母等有义务赡养亲人。这套体系标志着英国从慈善救济转向了 以法律为基础的、强制性的公共福利制度 ，其核心理念是维持社会秩序和控制劳动力。 发展与演变：18世纪的实践与《斯宾汉姆兰条例》 旧济贫法在此后近两百年里不断调整实施。到18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起步和农业进一步变革，贫困问题出现新特点。 1795年，伯克郡的法官们在斯宾汉姆兰村通过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决议，即《斯宾汉姆兰条例》 。它创造了一种 “院外津贴”制度 ，其核心是 根据面包价格和家庭规模，对工资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劳动者进行补贴 ，补贴款从济贫税中支出。这项制度在南方农业区广泛推广，其初衷是应对粮价高涨、维持社会稳定。然而，它在经济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它事实上补贴了低工资的雇主，压低了整体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它削弱了劳动者迁移到工业区寻找更高工资的动力，同时导致济贫税负担急剧加重 。历史学家对其评价两极，有人认为它延缓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人则认为它在动荡时期提供了关键的社会缓冲。 重大转折：新济贫法（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 《斯宾汉姆兰条例》带来的财政重负，以及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思想）的影响，促成了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的出台。其 核心理念是“劣等处置”和“济贫院检验” 。 “劣等处置”原则规定，接受救济者的整体状况必须低于最贫穷的独立劳动者 ，以此威慑人们不去申请救济。 “济贫院检验”原则则要求，所有申请救济的健壮穷人必须进入济贫院才能获得帮助 。新建的联合济贫院（多个教区联合建立）条件 deliberately 严苛，管理如监狱，家庭成员被分开，食物粗糙，劳动繁重，以此“测试”贫困是否真的走投无路。新济贫法 旨在彻底终止对健壮劳动力的院外津贴，迫使劳动力完全依赖市场工资，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同时大幅削减济贫税开支 。它在经济上推动了工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但在社会上极为残酷，引发了贫困阶级的强烈仇恨，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 衰落与终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转型 新济贫法实施后，其严酷性不断遭到社会批评和现实挑战。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会力量壮大、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以及社会调查（如布斯的伦敦贫困调查）揭示的系统性贫困问题，人们对贫困成因的认识从“个人道德失败”转向“社会结构性因素” 。一系列新的社会立法开始绕过或替代济贫法，如公共卫生法、教育法、住房条例等。 1905-1909年的皇家济贫法调查委员会及著名的《少数派报告》 （由韦伯夫妇等人撰写），猛烈抨击了济贫院制度，主张建立一套基于预防原则、由专业部门管理的综合性国家福利服务体系。虽然报告未被立即采纳，但其思想影响深远。 1908年的《养老金法》和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 ，标志着英国福利国家建设的开端，它们为老年人和部分工人提供了无需经过济贫院羞辱的福利。至此，济贫法作为应对贫困的核心制度已名存实亡，最终在 1948年《国民救助法》 出台后，与新兴的“国民保健服务”等一道，被现代的、普遍的福利国家体系正式取代。 历史意义与学术讨论 英国济贫法历时约350年，是 研究现代福利国家起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经济思想与社会政策互动 的经典案例。经济史学家关注其 对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人口流动和公共财政的影响 。社会史学家则聚焦于 贫困阶层的生存策略、社会控制与反抗 。核心的学术辩论包括：济贫法在多大程度上是 社会控制工具 而非纯粹人道救济；《斯宾汉姆兰条例》是阻碍还是适应了早期资本主义转型；新济贫法的“残忍”是否是工业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其演变清晰地展示了英国从地方性、惩戒性、残余型的济贫模式，向全国性、权利性、制度化的福利国家转型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