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城坊”与城市空间管理 第一步：基础概念与制度起源 “城坊”制度是中国古代城市管理的一种基本空间组织形式，其核心是将城墙内的城市区域，划分为若干个方形或矩形的封闭性街区单位，称为“坊”（或称“里坊”）。每个坊四周筑有坊墙，设坊门，定时启闭，实行宵禁。这一制度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并高度规范化。明清时期，“城坊”制度并非全盘继承前代严整的封闭形态，而是在其框架基础上发生了深刻的演变，形成了兼具空间规划遗存与新型管理功能的体系，成为理解明清城市社会结构与治理模式的关键。 第二步：明清“城坊”制度的空间形态与演变 明清时期的“城坊”，在物理形态上，前代严整的坊墙大多已被打破或仅存象征性遗迹（如牌坊、栅栏），城市内部街道的连通性和商业的临街化大大增强。然而，“坊”作为基层行政管理区划和地理标识单元被保留并广泛使用。例如，北京内城仍划分有“坊”，隶属东、西、南、北、中五城兵马司管辖；南京有“十八坊”；苏州、福州等许多府州县城也普遍保留“坊”的区划名称。这时的“坊”已从封闭的居住单元，转变为开放或半开放的街区，但其地理边界和名称仍具稳定性，是城市户籍管理（如编审“坊郭户”）、治安巡警（如“坊厢”保甲）和公共事务（如组织消防、差徭）的基本单位。 第三步：管理与功能：“城坊”与城市行政体系的结合 明清“城坊”制度的核心在于其行政管理功能，它深度融入国家城市治理体系： 户籍与治安管理 ：“坊”是城市版籍（“坊郭册”）编制的基础单位。居民按坊登记，实行保甲连坐。各坊设有“坊长”、“总甲”或“保正”，负责稽查人口、维护治安、传达政令。这与农村的“里甲”/“保甲”制度相对应，构成城乡有别的治理网络。 徭役征发 ：城市居民需承担一定的差役，如官府衙门的皂隶、驿递夫役等，其征派常以“坊”为单位进行金派或募资代役。 公共事务与教化 ：“坊”内设有“申明亭”、“旌善亭”（或合称“乡约所”）等设施，用于张贴法令、调解纠纷、彰善瘅恶，是官方意识形态向城市基层渗透的节点。 空间标识与社会认同 ：“坊”名（如“仁美坊”、“澄清坊”）成为城市居民重要的地理坐标和身份认同来源，大量见于地契、诉讼文书、方志记载中，是构成城市社会空间认知的基本框架。 第四步：与相关制度的互动及社会影响 “城坊”制度并非孤立运作，它与明清城市其他制度紧密交织： 与“厢”、“隅”的关系 ：在较大的城市，常在“坊”之上设“厢”或“隅”作为更高一级的管理区划。如明代北京内城分五城，每城下辖若干坊；苏州城内划分若干“隅”，隅下分“坊”。 与“街巷”体系的关系 ：随着商业发展，“街巷”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日益突出，但行政管理仍多依托“坊”的架构。一条主要街道可能横跨两坊，而一个坊内则包含多条街巷。 与“保甲”的融合 ：清代尤其强调保甲制，城市中以“坊”为基础编设保甲，形成“坊—保—甲—牌”的层级，使“城坊”的行政功能通过保甲体系进一步强化和细化。 社会影响 ：“城坊”的长期存在，塑造了城市社区的组织形态和邻里关系。以坊为单位的公共活动（如祭祀、消防）、利益协调（如分摊公共费用）乃至科举中的“籍贯”认同，都与之相关。同时，坊区间的差异（如商业坊、手工业坊、官绅居住坊）也反映了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 第五步：历史演变与终结 明清“城坊”制度总体呈现“管理功能强化，空间形态弱化”的趋势。清代中后期，随着城市人口剧增、商业流动加剧和社会控制方式的调整，以固定地理单元和户籍为基础的“城坊”管理面临挑战，其实际效能有所下降。但其作为官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和框架，一直延续至清末乃至民国初年的城市改革。随着近代警察制度、市政机构的建立，传统的“城坊—保甲”管理模式才最终被新的市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系所取代。“城坊”制度的演变史，折射出中国古代城市从封闭的官僚政治中心向开放的商业社会中心转型的漫长而复杂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