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市场管理与市籍制度 秦汉时期的市场管理采用封闭式的“市”结构。每个城市设有特定的商业区称为“市”，四周筑有围墙，设有市门，由市吏负责定时启闭。市场内部按商品种类分区域陈列，形成“列”“肆”“次”的摊位体系。这种空间规制既便于管理，也方便消费者比对选购。 市场管理机构设有市啬夫、市掾、市丞等专职官吏。市啬夫总管市场事务，负责监督商品质量与交易秩序；市佐协助管理度量衡器；市卒执行日常巡查。所有交易必须使用官方核准的度量衡，严禁私造器具。市场每日举行三次价格评议，形成指导性官价，对囤积居奇行为实施抑制。 商贾必须登记“市籍”方可营业。市籍登记内容包括经营者姓名、籍贯、经营品类与资产规模，每年核查更新。市籍持有者需缴纳“市租”商业税，税率通常为销售额的百分之二。更关键的是，市籍身份带有世袭性，商贾子弟原则上不得变更户籍身份。 市籍制度衍生出特殊的社会管控措施。秦始皇时期推行“谪戍”政策，首先征发对象就是市籍商贾及其后代。汉武帝时期实施“七科谪”，其中第四类“故市籍”、第五类“父母有市籍”、第六类“大父母有市籍”均与市籍相关，三代内的商贾家族成员都可能被强制征发戍边。 市籍制度深刻影响社会结构。商贾虽可通过经营积累财富，但法律地位低于普通编户齐民。他们被禁止乘坐马车、穿着丝绸，子弟不得担任官吏。这种抑商政策导致富裕商贾采取“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策略，大量购置土地转化为地主，反而加速了土地兼并。 汉武帝时期推行均输平准政策，设立均输官介入物资流通，通过官营商业排挤私商。同时实行盐铁专卖，将最大利润行业收归官营，市籍商贾的经营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这些政策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造成市场活力下降，民间商业持续萎缩。 至东汉时期，随着庄园经济发展和乡村集市兴起，封闭式市场制度逐渐松动。但市籍作为身份标识仍然存在，直至魏晋时期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这套制度体现了秦汉王朝对商业的矛盾态度：既承认商业的必要性，又竭力遏制商人阶层壮大，形成中国古代特有的“重农抑商”治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