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乡试案”续讲：晚清科场舞弊治理的制度困境 第一步：案件背后的晚清科场积弊 “江南乡试案”并非孤立事件，它集中暴露了咸丰以降科场管理的系统性溃败。此时，考官疲于应付太平天国战事，对科场监管松弛；而士子为在日益壅塞的仕途中脱颖而出，舞弊手段日趋集团化、技术化。除传统的“夹带”、“枪替”外，更出现了利用“誊录”环节漏洞（誊录官故意抄错或标记）、考前购买“关节”（与考官约定的暗号）、以及利用“官卷”名额（照顾官员子弟的专用录取名额）进行利益交换等新形式。这些舞弊行为往往有考场胥吏、地方豪绅乃至低阶官员参与其中，形成了利益网络。 第二步：清廷的整顿措施及其内在矛盾 案发后，清廷采取了系列整顿：1. 强化考官责任 ：修订《钦定科场条例》，加重对失职考官的惩罚，如咸丰八年（1858年）后规定，主考官若所取举人中有三人以上舞弊，即处斩刑。2. 完善考场技术防范 ：推广“糊名易书”制度，并增加对誊录、对读环节的抽查；在部分考场引入“搜检军役”进行入场搜查。3. 增设监察环节 ：派遣钦差大臣突击巡查各省乡试，并鼓励“风闻奏事”。 然而，这些措施陷入制度困境：一方面， 严刑峻法与人情社会的冲突 。严惩条款常因官员间的庇护网络而难以执行，考官往往以“失察”轻罪规避重责。另一方面， 技术防弊与行政成本矛盾 。细化流程需大量可靠胥吏，但晚清财政匮乏导致考场人员薪资微薄，反驱使他们索贿。此外， 科举取士名额的刚性 与 仕途拥挤 的现实，使士子舞弊动机有增无减。 第三步：同治朝后的科场治理失效与改革转向 同治年间，尽管清廷持续发文整顿，但科场舞弊已呈弥散化。典型案例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顺天乡试案，虽被发现但最终仅以贬谪考官结案，显示惩处力度松弛。至光绪朝，两大变化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危机：一是 捐纳泛滥 ，许多捐官者通过科举“洗身份”，进一步刺激舞弊市场；二是 西学东渐 ，社会精英开始质疑科举内容本身，改革焦点逐渐从“防弊”转向“改制”。 此背景下，清廷的治理愈发无力。光绪十九年（1893年）陕西乡试大规模舞弊案，仅草草处罚数名考官了事。最终，科场舞弊的痼疾成为清末废除科举的重要口实之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被正式废止，其治理困境也随之被新式学堂的考试制度所替代，但舞弊文化并未根除，以新形态延续于近代教育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