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时期的普鲁士重商主义实践 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 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即位时，普鲁士是一个领土分散、资源贫乏的“碎片化”国家。其祖父腓特烈·威廉一世（士兵国王）已建立起高效的官僚体系和强大的军队，但经济仍以落后农业为主。此时主导欧洲的经济思想是 重商主义 ，其核心观点是：国家的实力取决于其金银储备（财富即货币），因此必须通过政府强力干预，实现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以积累贵金属。腓特烈大帝全盘接受了这一理论，并将其视为增强国力、支持庞大军事开支的根本途径。 核心政策与实践措施 腓特烈大帝的重商主义政策体系极其严密，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国家主导的工业建设 ：政府直接投资或提供补贴、特权，创办大量国营工场（Manufacture），尤其是纺织（羊毛、丝绸）、冶金、陶瓷、制糖等进口替代行业。例如，引进萨克森纺织工人在柏林建立丝绸工场，在波茨坦设立陶瓷厂仿制中国瓷器。这些工场享有垄断权、免税权和国家采购保证。 严格的贸易管制与关税保护 ：推行高关税壁垒，严厉限制外国制成品（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奢侈品）进口，同时对本国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如棉花、生丝）进口给予免税或补贴。政府设立专门机构监督产品质量，并积极开拓出口市场，有时甚至强制外国购买普鲁士商品。 农业改革与人口增长 ：为实现粮食自给并增加税基和兵源，政府主导开垦奥得河沼泽地等荒地，推广马铃薯等新作物（即著名的“马铃薯法令”），并从欧洲其他地区（如萨尔茨堡）吸引新教徒移民，以增加劳动力和技术工匠。 基础设施与交通统一 ：开凿运河（如连接奥得河与哈弗尔河的“腓特烈·威廉运河”），修建道路，并统一国内税卡和度量衡，以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 经济成效与结构性影响 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效果：普鲁士的工业产值大幅增加，特别是纺织业和冶金业；进口替代节约了大量金银；人口增长；国家财政和军事力量得到巩固，为七年战争等冲突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它也造成了深远的 结构性影响 ：经济严重依赖国家指令和补贴，私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受到压制；为保护贵族（容克）地主利益，农业领域的封建农奴制反而被强化，阻碍了农村市场的真正发展；国民经济高度军事化，资源配置以服务国家政权为首要目标。 历史评价与长期遗产 腓特烈大帝的重商主义是欧洲晚期重商主义的一个极端且成功的案例。它有效地将普鲁士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改造为一个具有相当工业能力和财政实力的欧洲强国，为19世纪德意志的统一和工业化奠定了最初的行政和物质基础。但从长远看，这种 国家主导、军事优先 的经济模式，也塑造了普鲁士-德国独特的“ 统制经济 ”传统，抑制了内生性市场力量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其经济成就与政治专制、社会保守紧密捆绑，成为理解德国近代“特殊道路”的一个重要经济史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