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续讲：近代财政转型中的制度悖论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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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悖论的根源：财政刚性与经济扭曲
厘金在晚清已成为不可替代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支柱，但其征收逻辑存在根本矛盾：作为商业税，理论上应依托经济繁荣而增长，实际却因关卡林立、税率随意、吏治腐败严重抑制商品流通。这种“涸泽而渔”的模式形成财政刚性依赖（一旦裁撤则饷源立断）与经济活力压制的悖论，暴露了传统国家在应对近代化危机时，缺乏系统性税制改革能力，只能依赖行政权力简单扩张汲取手段。 -
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博弈制度化
厘金征收权长期下放至地方督抚，使“就地筹饷”从临时措施演变为常例。同治后，各省设厘金总局，形成独立于户部的财政体系。这一方面推动地方财政自主和洋务事业兴起，另一方面导致中央财权空心化。光绪年间清廷屡次尝试统收统支（如设立税务总局），皆因地方抵制而失败。厘金成为晚清“内轻外重”权力格局的财政基础，预示了清末乃至民初军阀割据的经济条件。 -
对近代工商业的双重影响
厘金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性显而易见，但部分研究揭示其复杂影响：首先，洋货常凭子口税单免纳厘金，客观上加剧了本土商品竞争劣势，刺激了工商业者投身政治改革（如清末立宪运动中的商会力量）。其次，部分省份将厘金收入定向投入近代企业（如湖北用厘金补贴汉阳铁厂），形成“以商养工”的曲折路径。这种“压迫-催化”并存的作用，反映了晚清经济转型的被动性与矛盾性。 -
裁撤努力的失败与制度遗产
甲午后，朝野裁厘呼声高涨，但实质进展缓慢。清末新政试图以“印花税”“产销税”替代厘金，因设计仓促、地方抗拒而流产。直至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才正式废除厘金，代之以统税。厘金的长期存续留下多重遗产：在制度层面，它强化了通过商业关卡获取非农业税收的路径依赖；在社会层面，催生了依附厘卡的胥吏阶层及包税网络；在观念层面，使“税卡经济”成为民众对政府剥削的直观认知，削弱了财政合法性。 -
全球视野下的比较财政史意义
将厘金置于19世纪全球财政转型中观察，可见其特殊性：同期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以关税、所得税、消费税为主的统一国稅体系，而清廷受制于低水平关税（受条约限制）、农业税征收成本高昂、工商业分散等因素，被迫依赖厘金这种“低效高耗”的流转税。这既反映了后发国家在被动融入世界经济时，财政主权的受限，也凸显了传统政权在缺乏政治整合前提下，推进财政集权改革的结构性困境。
“厘金”续讲：近代财政转型中的制度悖论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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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悖论的根源：财政刚性与经济扭曲
厘金在晚清已成为不可替代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支柱，但其征收逻辑存在根本矛盾：作为商业税，理论上应依托经济繁荣而增长，实际却因关卡林立、税率随意、吏治腐败严重抑制商品流通。这种“涸泽而渔”的模式形成财政刚性依赖（一旦裁撤则饷源立断）与经济活力压制的悖论，暴露了传统国家在应对近代化危机时，缺乏系统性税制改革能力，只能依赖行政权力简单扩张汲取手段。 -
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博弈制度化
厘金征收权长期下放至地方督抚，使“就地筹饷”从临时措施演变为常例。同治后，各省设厘金总局，形成独立于户部的财政体系。这一方面推动地方财政自主和洋务事业兴起，另一方面导致中央财权空心化。光绪年间清廷屡次尝试统收统支（如设立税务总局），皆因地方抵制而失败。厘金成为晚清“内轻外重”权力格局的财政基础，预示了清末乃至民初军阀割据的经济条件。 -
对近代工商业的双重影响
厘金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性显而易见，但部分研究揭示其复杂影响：首先，洋货常凭子口税单免纳厘金，客观上加剧了本土商品竞争劣势，刺激了工商业者投身政治改革（如清末立宪运动中的商会力量）。其次，部分省份将厘金收入定向投入近代企业（如湖北用厘金补贴汉阳铁厂），形成“以商养工”的曲折路径。这种“压迫-催化”并存的作用，反映了晚清经济转型的被动性与矛盾性。 -
裁撤努力的失败与制度遗产
甲午后，朝野裁厘呼声高涨，但实质进展缓慢。清末新政试图以“印花税”“产销税”替代厘金，因设计仓促、地方抗拒而流产。直至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才正式废除厘金，代之以统税。厘金的长期存续留下多重遗产：在制度层面，它强化了通过商业关卡获取非农业税收的路径依赖；在社会层面，催生了依附厘卡的胥吏阶层及包税网络；在观念层面，使“税卡经济”成为民众对政府剥削的直观认知，削弱了财政合法性。 -
全球视野下的比较财政史意义
将厘金置于19世纪全球财政转型中观察，可见其特殊性：同期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以关税、所得税、消费税为主的统一国稅体系，而清廷受制于低水平关税（受条约限制）、农业税征收成本高昂、工商业分散等因素，被迫依赖厘金这种“低效高耗”的流转税。这既反映了后发国家在被动融入世界经济时，财政主权的受限，也凸显了传统政权在缺乏政治整合前提下，推进财政集权改革的结构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