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奴婢买卖与法律规制》 第一步：奴婢的来源与社会地位基础 在隋唐社会中，奴婢属于“贱民”阶层，法律地位低于良人（自由民）。其来源主要有： 战俘：尤其在隋及唐初的扩张战争中，被俘的异族或叛乱者常被没为官奴婢。 罪没：犯罪者及其家属被官府籍没，是官奴婢的重要来源。 买卖：民间因贫困自卖或掠卖人口是私奴婢的主要来源，尤其在灾荒年间。 家生：奴婢所生子女（称为“奴产子”）世代为奴。 唐代法律严格区分良贱，奴婢被视为主人的财产（“律比畜产”），没有独立户籍，依附于主人名下，可被合法买卖、赠与或继承。 第二步：奴婢买卖的市场与契约制度 奴婢买卖是合法的市场行为，在专门的市场（如长安的“口马行”）进行。“口”指人口，“马”指牲畜，两者并列，反映了奴婢的财产属性。 买卖过程需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 立券：必须签订买卖契约（“市券”），由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监督。契约需写明奴婢姓名、年龄、特征、价格、买卖双方及保人信息。 公验：奴婢来源需经官府查验，确保非良人被掠卖。唐律规定：“诸略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 过价：完成交易并缴纳交易税。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奴婢买卖契约文书实物，显示了“三日内听悔”等条款，体现了对买卖双方（尤其是买方）权益的一定保护。 第三步：法律对奴婢买卖的限制与干预 尽管奴婢买卖合法，但国家出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税役来源及儒家道德考量，设置了多重限制： 禁止掠卖良人：唐律对“略人”（绑架）、“略卖人”（拐卖）良人为奴婢处以重刑。即便被卖者自愿，知情买卖者亦减罪一等。 禁止买卖特定亲属：严禁买卖期亲以上尊亲属、子孙、外孙、子孙之妇等，违者处以流刑甚至绞刑。 设立“还良”程序：官府可介入解救被非法掠卖的良人，查明身份后放还故乡。 限制买卖外族奴婢：对来自边境地区（如新罗、吐蕃）的奴婢买卖有特别规定，以防引发外交纠纷。 这些规制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人身所有权市场的干预，试图在承认私有产权与防止社会结构崩溃间取得平衡。 第四步：奴婢身份的变更与放良趋势 隋唐时期，奴婢身份并非绝对固定，存在若干“放良”（脱离贱籍）途径： 赎买：主人或奴婢自身可出资赎身。 赦免：国家大赦时常包含“官奴婢放良”条款。 军功或特殊贡献：唐代有奴婢因军功获赦免的实例。 主人意愿：主人可单方面放免，需向官府申牒备案，取得“放书”为凭。 唐代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瓦解、商品经济发展及劳动力需求变化，雇佣关系逐渐兴起，奴婢作为生产劳动力的经济价值下降。法律实践中对良贱界限的执行有所松动，官府更关注税收与控制人口，而非严格维护贱籍制度。这为宋代以后，奴婢制度逐渐向契约性佃仆、雇工转变埋下了伏笔。 此词条展现了隋唐时期人身所有权、市场交易与国家法律之间复杂互动的历史断面，是观察当时社会结构、经济关系与法律伦理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