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 制度缘起与派遣背景 ：这一特定使节的设立，直接源于1905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对如何具体实施宪政缺乏知识和经验。传统遣使主要限于常驻外交或特定交涉，而此次派遣则专为系统考察外国政治制度，是清末新政进入“仿行宪政”阶段的关键举措。直接推动力来自朝野立宪呼声（特别是驻外使节与国内立宪派的奏请）以及日俄战争中立宪的日本战胜专制俄国所带来的刺激，使清廷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认为考察并借鉴外国政体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使团组建与人员构成 ：1905年7月，清廷颁发上谕，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等五位大臣，分两路出洋考察。使团成员兼具宗室贵胄（载泽，代表皇族立场）、开明官僚（戴鸿慈、端方等，有新政经验）与通晓外情者（李盛铎曾任驻外使臣）。使团配备了大量随员，包括翻译、文书及少量留学生，规模庞大。然而，使团出发前夕，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试图以炸弹刺杀五大臣，导致行程推迟，也凸显了国内反对势力的激烈反应。 考察过程与活动内容 ：1905年12月至1906年7月，两路考察团分别走访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十余国。考察活动高度系统化：一是 官方拜会 ，会晤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议会领袖；二是 实地调研 ，参观议会、法院、监狱、学校、工厂、博物馆等各类机构；三是 专题咨询 ，邀请外国政治学家、法学家（如日本的伊藤博文、穗积八束，德国的法学教授）讲解宪政原理与制度；四是 收集资料 ，大量购买、翻译各国宪法、官制、法律著作。考察重点集中在君主立宪制国家，尤其是日本与德国模式，因其强调君权较重，更符合清廷“巩固君权”的期望。 归国奏报与核心建议 ：1906年夏，考察大臣陆续回国，向朝廷呈递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并编纂成《列国政要》及《欧美政治要义》等书。其核心奏议集中体现在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及戴鸿慈、端方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等文件中。主要建议包括：第一，明确肯定立宪政体利于“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第二，推荐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实行君主立宪；第三，提出预备立宪的具体步骤，如改革官制、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等。这些奏议有力推动了清廷于1906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率先启动官制改革。 历史影响与局限性 ：“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的派遣，是清政府首次以官方最高规格、有组织地主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标志着其改革从“器物”、“技艺”层面深入到“政体”层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直接促成了“预备立宪”的启动和《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影响了后续谘议局、资政院的设立。然而，其局限性亦很明显：考察初衷在于维护清王朝统治，选择性地学习宪政形式而忽略其民主内核；考察成果在后来的“皇族内阁”等实践中被严重扭曲，未能挽救清廷的统治危机；同时，考察加剧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路线之争，部分立宪派在希望破灭后转向革命。这一事件本身，成为晚清政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艰难转型的一个集中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