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乾没”与官吏贪渎行为》 首先，我们从词义本源入手。“乾没”一词古已有之，但其内涵在宋元时期变得尤为突出和具体。其字面本意与水相关，指冒险取利、侥幸获利，后引申为侵吞公家或他人财物。在宋元官僚体系中，“乾没”特指官吏利用职权，以非法或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手段，将公款、公物或他人财产攫为私有的行为。它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罪名，而是对一类贪渎行为的概括性描述。 其次，我们来看“乾没”在宋元时期常见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主要分为几个层面：1. 侵盗官物 ：直接贪污国库钱粮、官仓物资、官府经营的专卖品（如盐、茶、酒）等。2. 隐没课利 ：在征收商税、市舶税（海外贸易税）等过程中，隐瞒实际收入，将差额部分中饱私囊。3. 克扣欺隐 ：在发放军饷、吏禄、工程款，或支付“和买”、“和雇”费用时，故意克扣，虚报冒领。4. 利用公款营运取息 ：将官府资金私自贷出（如通过“抵当库”、“检校库”等机构），所得利息归个人所有。5. 在采购（“科买”）、工程建设中虚报价格、以次充好 ，侵吞差价。 第三步，分析“乾没”行为在宋元时期尤为盛行的制度与环境背景。这涉及多个方面：1. 财政管理制度 ：宋代复杂的财计体系（如“四柱清册”）和元代相对粗放的财政管理，都存在监督漏洞。地方官吏手中经常留有可供周转的“系省钱物”或“官本”，为挪用生息提供了便利。2. 俸禄制度 ：宋代中低级官员俸禄有时并不丰厚，元代部分官吏甚至无正式俸禄（“无俸例”），这在一定程度上驱使官吏寻求“非法常例”以维持开支或牟利。3. 商业环境刺激 ：宋元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货币流通频繁，官吏接触巨额资金和商业活动的机会大增，贪渎的诱因和空间也随之扩大。4. 监督机制的有效性 ：尽管宋元都有严密的监察系统（如宋之台谏、监司，元之御史台、肃政廉访司），但“官官相护”、“法不责众”的现象普遍，许多“乾没”行为以“陋规”、“常例”的形式半公开化，查处难度大。 第四步，探讨朝廷对“乾没”的防治与惩处措施。宋元政府对此并非放任自流：1. 法律条文 ：《宋刑统》及元代《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对“监主自盗”、“受贿枉法”等行为有严厉的刑罚规定，包括追赃、杖刑、流放乃至死刑。2. 审计与稽查 ：宋代有“磨勘司”，元代有“照刷文卷”制度，定期审计各级官府账目，旨在发现钱粮亏空和欺隐。3. 连坐与追偿 ： often对贪渎案件实行长官连带责任，并严厉追缴赃款，甚至“征赃入官”，殃及家属。4. 奖廉举措 ：朝廷也会表彰清廉官吏，试图树立道德榜样。然而，这些措施在官僚体系的整体性腐化和执行不力面前，往往效果有限。 最后，我们评估“乾没”行为的社会影响与历史认知。“乾没”的普遍化严重侵蚀了国家财政基础，加剧了吏治腐败，加重了民众负担（因为被侵吞的财富最终会通过加税、摊派等方式转嫁），是宋元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时人的笔记、奏议中，“乾没”是被频繁批判的现象。它也成为后世审视宋元吏治状况的一个关键窗口，反映了在专制皇权和经济货币化背景下，官僚体系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这一概念清晰地揭示了当时公私财产界限在权力面前的模糊性，以及制度性防腐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