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挟书律”与思想控制 “挟书律”是秦朝至汉初实施的一项禁止民间私藏儒家等学派书籍的法律。其核心是通过控制知识传播来强化思想统一，维护专制统治。 第一步：秦朝“挟书律”的颁布与时代背景 该律直接源于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的“焚书”政策（前213年）。李斯认为，诸子“私学”非议朝政、惑乱民心，故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此建议被秦始皇批准并制度化，形成了“挟书律”。其核心规定是：除官方博士官职掌的藏书和实用性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民间任何人不得私自持有、教授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著作，违者施以重刑（如黥面并罚作城旦苦役）。其根本目的是为配合“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禁绝“是古非今”的思潮，从思想根源上巩固新建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第二步：汉初的沿用与松动 西汉王朝建立后，基本承袭秦制，“挟书律”在惠帝之前仍被严格执行。高祖刘邦本人不喜儒生，陆贾称说《诗》、《书》甚至被斥骂。这表明汉初统治集团在法律制度和文化政策上仍延续秦的严厉控制。然而，社会现实已发生变化：长期战乱导致官方典籍散佚（如“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而一些学者（如伏生）冒着风险将经典藏于壁中，或凭记忆口授，使学术传承在民间隐秘存续。同时，以黄老思想为主导的“无为而治”政策，客观上为社会思想的缓慢复苏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尽管律法仍在，但执行的严格程度可能已不如秦时。 第三步：汉惠帝“除挟书律”及其直接动因 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正式下诏“除挟书律”。这一标志性事件的直接动因，常与惠帝另一项诏令“省法令妨吏民者”相联系，可视为对秦代及汉初部分严刑苛法的系统性清理与缓和。更深层次看，它顺应了社会需求：一方面，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完全禁绝典籍不利于长治久安和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民间私藏、传授经典的现象已难以彻底禁绝。除律之举，为长期被压抑的古代文献重新公开流通和学术研究扫清了法律障碍。 第四步：除律后的深远影响 “挟书律”的废除产生了立竿见影且深远的影响： 文献重现与征集 ：朝廷开始系统性地搜寻和抢救散佚典籍。如文帝时派晁错向伏生受《尚书》，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学术复兴 ：儒家经典以及其他百家著作得以公开传授和研究。济南伏生传授《尚书》，鲁、齐、韩、毛四家《诗》学，以及《春秋》公羊、穀梁等学派逐渐兴起并官学化。 思想竞争与转向 ：诸子学说复苏，为汉初思想界提供了多样资源。最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儒家思想因应中央集权需求，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在武帝时期取代黄老，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这一转变的前提，正是“挟书律”废除后儒家经典得以公开研究与传播。 制度构建 ：直接推动了汉代官学（太学）、地方郡国学以及察举制（如“明经”科）的建立与发展，形成了以经学教育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与选拔体系。 总结 ：秦汉时期的“挟书律”从颁布到废除，完整地反映了一个帝国在建立初期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极端的思想控制，又在社会压力与统治需要下逐步调整的过程。它的废除不仅是汉代文化政策的关键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从秦代“以法禁学”向汉代“尊儒重教”模式转型的开端，对此后两千年的学术与政治关系产生了范式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