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 第一步：该法的基本定位与立法背景。 《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于1929年7月26日由国民政府公布，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规范国立、省立、市立及私立大学组织结构的基础性法律。其背景是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推行“训政”体制下的教育制度化，旨在统一全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标准，取代此前北洋政府颁布的《大学令》和《大学规程》，以强化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管控。 第二步：法律的核心内容与组织架构设计。 该法明确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规定大学分国立、省立、市立和私立四种类型。重点内容包括： 内部架构 ：大学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方可称“大学”；不足者为独立学院。 权力机构 ：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各学院设院长一人，各学系设主任一人；设立校务会议、院务会议和系务会议，实行集体议决制度。 教师分级 ：明确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职称，并规定聘任资格与程序。 附属机构 ：要求大学设立图书馆、实验场所等，并可视需要附设专修科及研究所。 第三步：该法的修订与配套法规。 1934年4月28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该法，主要调整包括：简化行政层级、强化校长职权、明确学院增设标准。同时，它与《大学规程》（1929年公布）及《学位授予法》（1935年公布）共同构成民国高等教育法规体系，形成“组织法—规程—专门法”三层架构。 第四步：历史影响与实际运作中的变通。 该法确立了民国大学的基本组织模式，推动了高校标准化，但实践中受经费、战乱等因素制约，许多条款未能全面落实。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大学内迁，多校合并或精简机构，法律允许临时变通。此外，该法未涉及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具体保障，实际管理中常受党政干预。1948年《大学法》颁布后，此法废止。 第五步：典型实例与历史意义。 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为例，其在1930年代均依该法调整学院设置，建立校务会议制度。该法标志着民国高等教育从仿日、仿欧转向系统化本土立法，为现代中国大学制度奠定基础，但其“国家主导”色彩也反映了训政时期教育服务于政权建设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