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与反种族隔离斗争（1948-1994） 第一步：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构建（1948-1960年代初） 1948年，以马兰为首的国民党赢得大选，开始系统性地将种族隔离（Apartheid）确立为官方政策。其核心是通过一系列法律，将南非人口按种族（白人、有色人种、印度人、黑人）严格分类和隔离。关键法律包括： 《人口登记法》（1950年）：强制所有居民按种族分类，是隔离制度的基础。 《集团住区法》（1950年）：划定不同种族的专属居住区域，强制迁移非白人离开城市中心，形成了后来的“黑人城镇”（如索韦托）。 《通行证法》（1952年强化）：规定黑人必须随时携带身份证件（通行证），限制他们在白人区的自由流动和就业。 《班图教育法》（1953年）：为黑人设立单独且低劣的教育体系，旨在将其培训为廉价劳动力。 《促进班图自治法》（1959年）：剥夺黑人的南非公民权，将其按“部落”划归十个“班图斯坦”（黑人家园），意图将黑人政治权利限制在这些贫瘠的“独立”区域内。 第二步：非暴力抵抗的兴起与沙佩维尔惨案（1952-1960年） 制度建立之初，以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为主的解放组织主要采取非暴力抵抗。1952年，ANC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发起“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动员民众公开违反种族隔离法律。1955年，多个组织联合通过《自由宪章》，提出建立民主、非种族南非的愿景。 转折点发生在1960年3月21日，在沙佩维尔镇，警察向抗议《通行证法》的和平示威人群开枪，造成69人死亡。当局随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取缔了ANC和泛非主义者大会（PAC）。这一惨案标志着和平抗议时代的终结，迫使解放运动转向地下和武装斗争。 第三步：武装斗争、国际制裁与内部镇压（1960-1970年代） 沙佩维尔事件后，ANC成立了武装力量“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由纳尔逊·曼德拉等人领导，初期主要进行破坏经济设施的行动，避免人员伤亡。1963年，曼德拉等ANC高级领导人在里沃尼亚被捕，次年被判终身监禁，运动遭受重挫。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开始施压。1961年南非被迫退出英联邦，联合国逐步加强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呼吁。在国内，政府通过《恐怖主义法》（1967年）等法律强化镇压，安全警察权力极大。黑人意识运动（由史蒂夫·比科等人领导）在1970年代兴起，旨在心理上唤醒黑人自尊，动员青年学生。 第四步：索韦托起义与制度危机（1976-1980年代中期） 1976年6月16日，在索韦托，数千名黑人学生抗议强制使用南非荷兰语授课。警察开枪，引发全国性的持续暴动，史称“索韦托起义”，数百人死亡。这一事件具有分水岭意义： 新一代激进青年登上历史舞台，许多人流亡加入解放组织。 国际制裁进一步升级，外资开始撤离。 政府被迫进行有限改革，如承认黑人工会（1979年），并推出“三院制议会”（1984年，给予有色人种和印度人有限参政权，但排除黑人），这反而激化了矛盾。 1980年代，城镇地区的群众反抗、工会运动（如南非工会大会COSATU成立）与解放组织的武装袭击相结合，国内陷入持续动荡。政府宣布多次紧急状态，但已无法平息浪潮。 第五步：谈判过渡与民主新政（1990-1994年） 至1980年代末，种族隔离制度陷入僵局：国际孤立加剧，经济停滞，军事和维稳成本高昂，且无法摧毁解放运动。时任总统德克勒克意识到必须进行根本性变革。 1990年2月，德克勒克宣布解除对ANC、PAC等组织的禁令，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并开启谈判进程。随后数年，多党谈判（主要是ANC与国民党政府）在暴力冲突（特别是因卡塔自由党与ANC支持者间的冲突）的阴影下艰难进行。1993年，过渡行政委员会成立，并制定了临时宪法。 1994年4月，南非首次不分种族大选举行。ANC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纳尔逊·曼德拉当选总统。新政府成立后，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995年）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并颁布新宪法（1996年），从法律上彻底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确立了民主、平等、人权的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