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续讲：朝局重组、新政推行与晚清权力结构变迁 第一步：政变后的朝局重组与权力分配 1861年11月（咸丰十一年十月），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亦称“祺祥政变”），成功铲除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王大臣”集团。政变后，清廷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重组： 两宫太后（慈安、慈禧）获得“垂帘听政”权，其中慈禧凭借政治手腕逐渐主导决策。 恭亲王奕訢被任命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总揽内外朝政，形成“亲王辅政”与“垂帘听政”并存的体制。 军机处全面改组，文祥、宝鋆等亲奕訢的官员进入核心，原肃顺亲信皆被革职或惩处。 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象征“母子同治、君臣同治”的政治新局面。 第二步：新政措施的推行与洋务运动开端 政变后，奕訢-慈禧集团为巩固权力、应对内忧外患，推行一系列新政： 外交上：正式确立“借师助剿”政策，联合外国势力镇压太平天国；深化与英、法等国合作，总理衙门成为常设外交机构。 军事上：授权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僚扩大湘军、淮军，并支持创设近代兵工厂（如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 经济上：延续并改革厘金制度，保障军饷；尝试引进西方技术，兴办近代企业。 文化上：重启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引入西学教育。 这些举措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全面启动，也奠定了“同治中兴”的政策基础。 第三步：权力结构的内在矛盾与演变 新政推行过程中，清廷高层权力关系逐渐复杂化： 慈禧与奕訢的博弈：初期合作紧密，但慈禧对奕訢权势日增心存忌惮。1865年（同治四年），慈禧以“信任亲属”“妄自尊大”等罪名罢免奕訢议政王职务，虽旋即恢复，但其权力已受制约。 中央与地方权重转移：湘淮系督抚因军功与洋务实权扩大，形成“内轻外重”格局，但清廷通过人事调配、饷源控制试图维持平衡。 清流派与洋务派的冲突：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党人抨击洋务派外交软弱、改革逾制，朝中常现政策争议。 第四步：辛酉政变对晚清政治的长远影响 辛酉政变不仅是宫廷权力更迭，更重塑了晚清政治轨迹： 慈禧专权道路的开端：政变使慈禧首次掌握最高权力，为其此后47年统治奠定基础，晚清政策深受其个人意志影响。 洋务派主导改革：奕訢及地方督抚获得推行现代化改革的空间，但改革始终局限于“中体西用”框架。 满汉关系调整：汉族官僚地位显著上升，但满族亲贵仍紧抓核心权力（如军机处），满汉矛盾暗流涌动。 对外政策转向：从咸丰朝的抗拒妥协转向务实合作，但亦加深清廷对列强的依赖。 第五步：历史评价与后续演变 辛酉政变常被视为晚清历史的关键转折点： 积极视角：政变后清廷趋于稳定，开启洋务运动，为近代化奠定部分基础。 批判视角：政变巩固了慈禧的保守统治，改革限于技术层面，未能触及制度根本，错失深入变革时机。 后续演变：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借故罢黜奕訢全班军机大臣，彻底终结“亲王辅政”，独揽大权；洋务运动亦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宣告破产，但政变所塑造的权力结构延续至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