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青苗法”与常平仓革新 第一步：从“常平仓”的困境说起 您已了解宋元时期的常平仓，其核心功能是在粮价低时收购储存（“籴”），在粮价高或灾荒时平价出售（“粜”），以平抑物价、救济百姓。然而，这一制度在宋代实践中暴露出两大难题：其一，本钱经常被挪作他用，导致仓廪空虚，无粮可粜；其二，其运作依赖官吏，效率低下，且常平粮往往积压在州县城市，难以真正惠及广大的乡村农民。这一困境，催生了王安石的“青苗法”改革。 第二步：“青苗法”的核心机制与创新 “青苗法”颁布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是王安石新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将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储备（甚至包括部分钱帛）作为本金，改为一种农业信贷制度。具体操作如下： 放贷时机 ：每年分夏、秋两季，在农作物青黄不接、农民最缺乏口粮和种子时（即“青苗”时节）放贷。 借贷对象 ：以农户为主，优先贷给乡村人户，也涉及部分城市居民。借贷时要求以五户或十户为一“保”，互相担保，降低风险。 偿还方式 ：贷款时折算成粮食实物，归还时既可按原借粮食数量加纳利息归还实物，也可按当时市价折成现钱归还。 利息设定 ：年息为二分（即20%），远低于当时民间高利贷（“倍称之息”，即100%甚至更高）。 其根本创新在于，将原本被动等待灾荒才发挥赈济作用的常平仓储备，转变为一种主动的、周期性的生产性金融工具，旨在“耕敛之际，以纾民急”，同时政府也能获得利息收入，试图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第三步：宋元两代的实践与演变 宋代实践与争议 ：青苗法在推行中迅速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它打击了民间高利贷，解决了农民的生产燃眉之急。反对者（如司马光、苏轼等）则严厉批评其在实际执行中严重走样：官吏为追求政绩，强行“抑配”（摊派）贷款，不论贫富；在收息时又常有“头子钱”等附加费，实际利率超过二分；富户成为担保人，常为贫户代偿债务，反受其累；一些借款者并非用于生产，导致到期无法偿还。这些弊端使其饱受“聚敛”之讥，随政局变动时行时废。 元代的变化 ：元代并未全盘照搬“青苗法”之名，但其核心理念——以国家资本进行生产性借贷——在官营金融体系中有所体现。元代设立的“常平仓”和“义仓”，虽主要功能回归传统的平粜赈济，但在某些时期和地区，政府也曾动用粮储进行类似青苗的借贷。更重要的是，元代官营的“斡脱”（官商合作高利贷）和“典当库”（如检校库、抵当库）业务极其发达，在某种程度上，国家以更商业化的形式深度介入了城乡信贷市场，可以视作青苗法思路的一种变形与延续。 第四步：历史评价与深层意义 “青苗法”是中国古代一次重要的国家金融政策实验。 经济思想层面 ：它突破了政府仅作为市场调节者（平粜）和最终救济者（赈济）的传统角色，试图通过金融信贷直接干预社会再生产过程，具有进步性。 制度执行层面 ：它凸显了官僚体系执行复杂金融政策的能力局限。强制性摊派、寻租腐败、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当时的组织与技术条件下几乎无法克服，导致良好初衷异化为害民之政。 财政性质层面 ：它明确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作为目标之一，使常平制度从纯粹的财政支出（惠民）部分转向了追求财政收益，这引发了关于国家职能与道德边界的持久辩论。 总结来说，从“常平仓”到“青苗法”，展现了宋元时期国家在应对农业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从单纯的物资储备调节向更积极的金融信贷干预的转变尝试。这一尝试虽因执行难题而备受争议且未能持久定型，但其蕴含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以及官营金融与农业生产的结合模式，构成了该时期财政与经济制度演进中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