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上请”制度 “上请”制度是秦汉时期一项重要的司法特权制度，指某些特定身份的人犯罪，或某些特殊性质的案件，司法机关不能自行裁决，必须奏请皇帝裁断。这项制度体现了“刑不上大夫”的礼制原则与皇权对司法的绝对控制，是理解秦汉法律等级性与皇权集中性的关键。 要理解“上请”，需要从其制度根源、适用范围、运行程序和历史演变四个层面入手。 第一步：制度根源与法理基础 “上请”的直接法律根源是“议贵”原则。虽然秦汉以法家立制，强调“刑无等级”，但在实践中，自秦代开始，宗室、高官等贵族官僚犯罪，地方及普通司法官吏已难以直接处置。汉初承秦制，但儒家思想逐渐复兴，“礼”的尊卑等级观念渗透法律。至汉代，“上请”从一种实践惯例逐渐发展为明确的成文制度。其法理核心在于：第一，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特权和稳定，避免官僚因司法处置不当而引发政治动荡；第二，彰显皇帝的最高司法权，将涉及统治阶层的重大案件的最终裁决权收归己手，强化皇权。 第二步：适用范围的演变（从身份到罪行） “上请”的适用对象和案件范围有一个明显的扩张过程，反映了特权阶层的扩大和法律儒家化的加深。 汉初（身份特权为主） ：起初主要适用于皇室宗亲和地位极高的功臣列侯。例如，《汉书·高帝纪》载：“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即郎中（皇帝近侍）犯应判处耐刑（剃去鬓须）以上罪行的，需要上请。 汉武帝以后（范围扩大） ：随着官僚体系膨胀和儒家“尊尊”观念强化，“上请”特权向下延伸。宣帝黄龙元年诏：“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将适用官秩明确到六百石（相当于县令）以上。东汉光武帝进一步将范围扩大到“三百石以上”的官吏。 东汉时期（罪行与身份并重） ：除了特定官秩，某些特殊性质的罪行，如“不道”、“不敬”等危害皇权和国家根本的重罪，即使犯罪者身份不够，也可能需要“上请”，以便皇帝亲自定夺，显示对此类案件的重视。此外，“上请”有时也适用于“老幼”、“笃疾”等应被恤刑的群体，体现了儒家“仁政”思想对司法的影响。 第三步：具体运行程序 “上请”制度有一套相对固定的行政与司法流程： 启动 ：地方或中央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发现案犯符合“上请”条件（如身份是六百石以上官吏，或所犯罪行属于“不道”等），即应停止常规审判程序。 奏报 ：由审理机关（如郡守、廷尉）制作详细的案情报告（“具狱”或专门奏章），写明犯罪事实、证据、依律应判处的刑罚，并提出“请”的请求。这份文书通过官方渠道（如邮驿、上计吏）呈送中央，最终报至皇帝。 裁断 ：皇帝接到奏请后，通常会交由近臣（如尚书、御史大夫）或廷尉进行评议，提出初步意见，但最终判决完全由皇帝个人决定。皇帝的裁决可能维持原拟刑罚，也可能予以减轻（如减刑、赎罪）、赦免，甚至加重处罚。 执行 ：皇帝作出裁断后，会以“制曰”或“诏曰”的形式下达最终判决，司法机关必须严格遵照执行。 第四步：历史意义与影响 “上请”制度在秦汉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强化皇权 ：它是皇帝直接干预司法、控制官僚的重要工具，使最高司法权牢牢集中于皇帝一身。 塑造法律特权 ：它正式在法律上确立了官僚贵族的司法特权，成为后世“八议”（议亲、议贵等）制度的先声，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同罪异罚”的等级特权化走向制度化。 司法实践的双重性 ：一方面，它为皇帝基于政治考量、个人好恶或儒家伦理进行“法外施恩”提供了通道，使法律执行具有一定灵活性；另一方面，它也导致司法效率降低，并为权贵逃避法律制裁打开了潜在后门。 儒家化的标志 ：“上请”制度从注重功勋的秦制残余，演变为与官秩、伦理紧密结合的常制，是汉代法律逐渐儒家化、礼法结合进程中的一个典型例证。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上请”制度，是一条连接皇权、官僚特权与司法实践的关键管道。它始于维护统治核心集团的特权，后逐渐制度化和扩大化，深刻反映了秦汉社会从“法治”向“礼法结合”的演变轨迹，并对后世封建法律的特权原则产生了奠基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