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七世的 Pragmatique Sanction de Bourges（布尔日国事诏书，1438年）》 背景定位：教会大分裂与公会议主义运动 在理解《布尔日国事诏书》前，需先了解其直接背景。1378年至1417年，天主教会经历了“西方大分裂”，同时存在两位甚至三位自称合法的教皇，严重削弱了教廷权威。为结束分裂，一种被称为“公会议主义”的理论兴起，主张代表全体教会的“大公会议”权威高于教皇，有权废立教皇、改革教会。 1414-1418年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成功结束了分裂，并颁布法令《 圣事（Sacrosancta） 》，宣称大公会议权力直接来自基督，高于教皇。此后的巴塞尔大公会议（1431-1449年）继续坚持这一立场，并与当时的教皇尤金四世发生激烈冲突。 法国的特殊处境：王权与教会利益的交织 法国在这场争端中处境微妙。一方面，作为“教会的长女”，法国有维护教会统一的传统责任。另一方面，法国王室长期以来致力于限制教皇对法国教会事务（如主教任命、税收）的干预，以巩固王权和国家财政。此前的《 1356年金玺诏书 》和《 1438年国事诏书 》的前奏《 1407年布尔日诏书 》（由查理六世颁布，主张法国教会自主）都体现了这一趋势。 此时，法国国王 查理七世 （1422-1461年在位）正处于 百年战争 的尾声，急需整合国内资源（包括教会财富）以对抗英格兰，并重建因战争而衰微的王权。他对教皇和巴塞尔会议两方都持实用主义态度，寻求最大化法国利益。 《布尔日国事诏书》的颁布与核心内容（1438年） 1438年，查理七世在布尔日召集法国高级教士和贵族会议（后来被称为“布尔日全国教务会议”），正式采纳了当时巴塞尔大公会议通过的部分改革法令，并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使之在法国成为王国法律。其核心内容有： 重申公会议至上原则 ：承认巴塞尔会议（而非教皇）为合法普世会议，其法令在法国有效。这实质上是将“公会议高于教皇”的理论变成了法国王国的法律。 限制教皇权力 ：废除教皇的首年俸（即新任主教将第一年收入上缴教皇）和保留圣职授予权（即教皇直接任命某些教职）。规定教皇未经王国同意不得在法国征收任何税赋。 确立法国教会的选举与自治权 ：规定主教、修道院长等高级教职应由所在教区的教士团或修道院修士 自由选举 产生，国王和世俗贵族不得干预。此举旨在切断教皇对法国高级教职的任命渠道。 维护教会司法独立（但受王权监督） ：限制将教会案件上诉至罗马教廷，强调应在法国境内解决。 性质、直接影响与历史意义 性质 ：这份诏书并非单纯的宗教文件，而是一份 王权文件 。它借助公会议主义运动的东风，以王国立法的形式，系统性地剥夺了教皇在法国的多项关键权力（财政、人事），并将这些权力赋予法国教会自身——而教会处于王权的保护与监督之下。它是 法国高卢主义 （强调法国教会相对于罗马教廷的自主性）早期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直接后果 ： 该诏书遭到教皇尤金四世的强烈谴责，但在法国被强制执行。 它极大地增强了国王对法国教会的控制力，教会的大量财富和职位任命权不再外流至罗马，有利于战后国家的财政恢复和王权巩固。 它加剧了巴塞尔会议与教皇的决裂，导致了会议的衰落和最终解散。 长期历史意义 ： 王权凌驾于教权 ：标志着法国王权在法理和实践上确立了对国内教会的优越地位，为日后绝对君主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民族教会雏形 ：推动了法国教会民族化、国家化的进程，是走向1516年《 波伦亚协定 》（由法兰西斯一世与教皇签订，将主教任命权事实上交给国王）的重要一步。 先例作用 ：它为王权通过立法干预和规范宗教事务树立了先例，其精神在未来的宗教冲突（如 法国宗教战争 ）和政教关系中持续产生影响。 总而言之，《布尔日国事诏书》是中世纪末期欧洲政教关系演变的关键节点。它表面上是支持公会议主义对抗教皇，实质是法国王权以国家法律为武器，成功地从罗马教廷手中夺取了对本国教会的控制权，是欧洲民族君主国兴起和教会权力衰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