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斯卡铭文》<\/strong><\/p>

普利斯卡铭文是公元9世纪初，保加利亚第一汗国（多瑙河保加利亚）可汗普利斯卡时期，以古希腊语镌刻的纪念碑式铭文。它并非单一碑刻，而是一组发现于今保加利亚东北部普利斯卡遗址（该国早期首都）的石刻铭文群，是研究早期保加利亚国家形成、社会结构与统治意识形态最核心、最直接的第一手文字材料。<\/p>

第一步：铭文的发现、外观与基本内容<\/strong>
这些铭文主要刻在大型石柱或石板上，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普利斯卡遗址的考古工作中被陆续发现。铭文使用的语言是晚期通俗古希腊语（Koine Greek），文字则是希腊字母。最著名、信息最丰富的一篇，通常被称为“普利斯卡大铭文”或“可汗奥穆尔塔格（普利斯卡之子）铭文”，实际上由奥穆尔塔格可汗为其父普利斯卡所立。铭文内容并非简单的纪念，而是包含了法律条文、土地与人口划分、对贵族（博雅尔）和军事将领的奖惩规定，以及汗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宣示。它详细描述了可汗如何重新分配土地、划定行政区划、并警告贵族不得欺凌平民，否则将遭严惩。<\/p>

第二步：铭文的历史背景与核心功能<\/strong>
铭文产生于一个关键转型期。多瑙河保加利亚是由南俄草原迁徙而来的突厥系保加尔人与当地大量斯拉夫居民共同组成的汗国。在普利斯卡可汗（约816-852年在位）及其子奥穆尔塔格统治时期，汗国在经历与拜占庭帝国的长期战争后，正处于巩固内部统治、建立稳固国家制度的关键阶段。这些铭文正是这一政治工程的直接产物。其核心功能有三：1. 法律与行政法典<\/strong>：将可汗的敕令刻石永存，作为全国通行的法律和行政准则，以书面形式确立中央权威。2. 社会结构重塑<\/strong>：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和人口，打破旧有的部落氏族纽带，建立以可汗为中心的、以忠诚和服务换取土地与地位的新型封建关系，整合保加尔军事贵族与斯拉夫平民。3. 意识形态宣传<\/strong>：铭文开篇往往以“可汗是神所立”起句，将世俗权力神圣化，并宣称可汗的统治带来了“和平”与“秩序”，以此强化统治合法性。<\/p>

第三步：铭文所揭示的社会与国家形态<\/strong>
从铭文细节中可以勾勒出早期保加利亚汗国的复杂结构：可汗<\/strong>拥有至高权力，直接掌控军队和土地分配。贵族（博雅尔）和军事指挥官<\/strong>被授予土地和依附人口，但必须效忠并服务于可汗，其权力受到铭文法律的严格约束。平民（包括斯拉夫农民和手工业者）<\/strong> 被划归到不同的行政与军事辖区，既要承担赋税劳役，其权益也受到铭文一定保护（以防贵族过度压榨引发动荡）。铭文中还提到了**“边疆总督”** 和划分明确的**“内部地区”与“外部地区”** ，表明存在层级化的行政区划和边境管理体系。这展现了一个正在从部落联盟迅速向中央集权、等级分明的早期封建国家演变的政权。<\/p>

第四步：文字、语言与文化交流的见证<\/strong>
选择希腊语和希腊字母刻写国家最高法令，这一现象本身极具深意。它表明：1. 拜占庭文化的深刻影响<\/strong>：尽管在军事上与拜占庭帝国长期对抗，但作为当时巴尔干最先进的文明，拜占庭的行政、法律观念和书面文化被保加利亚统治阶层主动吸收。2. 实用主义考量<\/strong>：希腊语是当时巴尔干地区的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国内也有通晓希腊语的官员（可能是战俘、移民或被笼络的拜占庭人），使用它能确保法令在多元民族和官员中被准确理解与执行。3. 自身文字的缺失<\/strong>：此时保加利亚人尚未创制古保加利亚语（教会斯拉夫语）文字系统，希腊字母是现成的、成熟的书写工具。这些铭文是保加利亚国家在文化上“吸收-转化”外来先进因素的起点，为其后来接受基督教并发展斯拉夫文字文化奠定了基础。<\/p>

第五步：考古情境与史料价值<\/strong>
这些铭文并非孤立发现，它们出土于普利斯卡庞大的宫殿、神庙（异教时期）、城墙和居住区遗址群中。结合考古发现，铭文中提到的建筑活动（如筑城）、经济生活（如分配村庄）得到了实物印证。其史料价值无可替代：它填补了9世纪巴尔干内陆地区几乎空白的历史记载。拜占庭编年史家通常只记载与帝国相关的战争外交，而对保加利亚内部状况知之甚少。普利斯卡铭文从“内部视角”提供了关于国家建构、法律、社会关系、土地制度乃至语言的精确信息，是解开保加利亚第一汗国乃至整个东南欧早期中世纪历史的关键钥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