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畤祭与郊祀 畤祭是秦汉时期重要的国家祭祀制度，其核心在于通过特定形制的祭坛（畤）祭祀天地与五方上帝。秦人在雍地先后设立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分别祭祀白帝、青帝、黄帝、炎帝，形成完整的五帝祭祀体系。这种以地域性祭坛为核心的祭祀传统，体现了秦人融合戎狄文化与东方五行观念的特点。汉高祖入关后增设北畤祭祀黑帝，使五帝系统臻于完备，同时将秦代分散的畤祭整合为国家级祭典。 西汉前期延续雍地畤祭传统，文帝时方士新垣平提出汾阴祀土方案，首次将后土祭祀纳入体系。至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在公孙卿等方士推动下，正式于汾阴设立后土祠，形成“雍地祭天、汾阴祀地”的二元结构。元鼎五年汉武帝亲赴雍郊见五畤，确立三年一郊的定制，标志着畤祭从区域性祭典转变为皇帝亲自主持的国家大典。太初元年（前104年）建章宫太液池中设立三神山景观，将求仙活动与官方祭祀进一步结合。 成帝时丞相匡衡推动祭祀改革，建始元年（前32年）将雍五畤与汾阴后土祠迁至长安南北郊，实现“天地之祠五载一修”的礼制规范化。这次改革不仅将祭祀场所集中到都城附近，更用《周礼》体系改造原有畤祭传统，使祭祀活动从方术色彩浓厚的仪式向儒家礼典转变。虽在哀帝时短暂恢复旧制，但平帝元始五年（5年）王莽最终确立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永久制度。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于洛阳城南七里设圜丘，城北四里设方丘，形成新的南北郊格局。此时郊祀已完全纳入儒家礼制框架，《白虎通义》详细规定了祭祀时间、仪轨与配享制度。至曹魏时期，郑玄注《周礼》将畤祭残余彻底清除，形成“圜丘祀昊天、南郊祭五帝”的严密体系。这个演变过程反映了秦汉国家祭祀从地域传统向普世礼制的转型，也是儒生与方士思想博弈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