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牙行与市场中介 牙行是明清时期商品交易中充当买卖双方中介的商业组织，其核心职能包括评估货品质量、议定价格、促成交易、担保契约履行等。牙行需经官府批准并领取牙帖（营业执照），同时承担代征商税、管理市场的职责。 明代初期，牙行主要活跃于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交易中。洪武年间颁布的《大明律》规定牙行必须持帖经营，禁止私设牙行。典型运作模式如江南丝绸交易：农户将生丝送至牙行，牙人（中介人）根据丝质分等定价，引荐给织户，收取牙钱（佣金）。这一时期牙行还发展出"写船"服务，为客商联系运输船只。 清代牙行体系进一步复杂化，形成专业细分。雍正朝推行牙帖税制，将牙行分为上中下三等征税。在粮食市场出现"斗行"，专司粮食度量；牲畜市场设"牛行"，掌握牲畜年龄与健康评估技术；外贸领域则有"洋行"，如广州十三行兼具关税征收职能。牙行开始建立信用记录制度，对长期合作客商提供赊销服务。 牙行通过信息垄断构建权力网络。他们掌握区域物价波动、货源渠道、运输路线等关键信息，发展出密语（隐语）、暗码等行业保密手段。在长江航运中，牙行编写《水程图记》记录各码头水深、暗礁位置，仅向合作船队提供。这种信息优势使牙行能操纵部分商品定价，如乾隆年间北京菜市牙行联合压低郊县蔬菜收购价。 牙行与地方权力结构深度交织。县级衙门常委托牙行代征市税，牙行则利用官方背景把持市场。某些地区形成"牙行家族"，如芜湖米市耿氏牙行连续七代控制稻米交易。他们通过捐纳获取功名，修建会馆凝聚同乡商人，甚至介入民间纠纷调解。这种权力扩张导致乾隆帝多次下诏整顿"牙行霸市"现象。 鸦片战争后，传统牙行体系面临挑战。通商口岸的新式银行、保险公司取代了部分金融中介职能，《马关条约》更明文禁止牙行垄断外贸。但在内陆传统市场，牙行仍延续至民国初期，其契约担保模式演变为现代信用证雏形，部分牙人转型为买办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