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江南水利 江南水利是明清时期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主要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安徽部分地区）开展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体系。这一系统涵盖河道疏浚、圩田修筑、海塘维护等工程，旨在应对水旱灾害、保障农业生产和维持漕运畅通。 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河网密布，面临洪涝、干旱和海水倒灌等多重威胁。明代初期继承宋元水利基础，通过设立水利专官（如水利佥事）系统整治太湖流域。典型工程包括：夏原吉主持疏浚吴淞江（1404年），采用“掣淞入浏”策略改善出水通道；周忱在巡抚任上修建太湖泄水闸坝，并完善圩田体系。这些措施形成“纵浦横塘”的水网布局，使农田形成“圩-浦-塘”三级防护结构。 至明代中后期，水利管理呈现官民协作特征。地方政府组织大规模工程时，常采用“按田派役”制度，由受益田主承担劳役。同时涌现专门水利文献，如归有光《三吴水利录》科学分析太湖泄水路径，提出“治田即治水”理论。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还出现“水利银”专项经费，用于雇佣匠役施工，反映水利建设的经济化趋势。 清代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体系化。康熙年间巡抚慕天颜推行“分县承挑”法，将河道分段由沿线各县维护。雍正时期设立江南水利衙门，专司督办，并建立“岁修制度”要求州县定期上报水利状况。工程技术上，陈潢发明“测水法”计算河流流量，应用于吴淞江疏浚；海宁鱼鳞大石塘的修筑采用“桩基坦水”技术，有效抵御钱塘江潮冲击。 江南水利的经济社会影响深远：首先，圩田系统扩大使耕地面积增加30%以上，支撑了江南“苏湖熟，天下足”的粮食产区地位；其次，水运网络促进市镇繁荣，如苏州府通过娄江、至和塘连接运河体系，成为全国商贸中心；再者，水利纠纷催生《均田均役法》等制度，形成以“水册”为凭证的水权分配机制。 到清中期，由于人口压力加剧，出现围垦湖荡导致蓄洪能力下降的问题。道光年间陶澍整顿江南水利时，已需重点解决“棚民占垦”引发的生态恶化。这一演变过程既体现传统水利技术的巅峰成就，也预示近代环境危机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