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举谣与变事 举谣与变事是秦汉时期两种特殊的政治信息传递机制。"举谣"指地方官吏采集民间歌谣谚语上报朝廷，以观风俗、察吏治；"变事"则指突发性重大事件的紧急奏报制度。这两种制度共同构成了国家了解社会动态的重要渠道。 在基层运作层面，举谣制度依托于地方行政体系。乡啬夫、三老等基层官吏负责采集辖境内传唱的童谣、俚谚，特别是那些反映民生疾苦或官吏善恶的歌词。如汉武帝时期设立乐府采集赵、代、秦、楚之讴，就是制度化举谣的典型体现。这些歌谣经过郡国守相的筛选后，随同计簿（年度工作报告）一并呈送中央。 变事的上奏则遵循特殊程序。当发生自然灾害、群体暴动或重大冤狱时，官吏或民众可突破常规行政层级直接向皇帝报告。出土汉简显示，变事文书需注明"急变"字样，由驿骑疾驰传送。为防止滥奏，秦律规定"告不审"要受罚，而汉律则要求变事者必须"自言县廷"，即先在县级官府备案。 信息传递的渠道方面，举谣多通过常规行政文书传递，每年秋季随上计制度同步进行；而变事则启用加密的"封事"制度，用皂囊封缄，经直道、驰道等快速交通系统直达禁中。值得注意的是，汉代还出现了专门接收变事的公车司马令，负责在宫门受理紧急奏报。 这两种制度在特定历史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汉成帝时期，民间传唱"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的童谣，经举谣制度上报后，被视为王家专权的谶兆。而汉灵帝时的"河内张成变事"，则直接引发了党锢之祸的扩大。这些案例显示出歌谣与变事对政治决策的实际影响。 制度演变过程中，举谣逐渐与谶纬学说结合，使得民间歌谣被赋予政治预言性质；而变事制度则在东汉后期被宦官、外戚集团操控，成为政治斗争工具。至汉末，原本旨在通下情的举谣变事，最终异化为制造舆论的政治手段，其原始功能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