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券书与契约实践 秦汉时期的券书是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广泛使用的书面凭证，其形态与功能经历了从实物凭证到法律文书的演变过程。在秦统一前，各国已出现剖分为二的"券"作为债务凭证，债权人持右券，债务人持左券。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记载："县、都官坐效、计以负偿者，已论，啬夫即以其直钱分负其官长及冗吏，皆与立券"，说明官府追偿债务时需订立券书。这种券书通常以竹木制成，书写后剖分为二，合券方能生效。 随着秦汉法律体系的完善，券书逐渐形成标准化格式。居延汉简中发现的"责券"（债务券书）包含债权人、债务人、债务数额、立券日期等要素，如《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记载了完整的债务纠纷案，其中券书作为核心证据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券书发展出"下手书"这一特殊形式，《周礼·秋官·朝士》郑玄注云："券书者，谓下手书写券札。"即由债务人亲笔书写部分内容以增强法律效力，这种实践在东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中得到实物印证。 券书的适用范围从单纯的债务关系扩展至土地交易、雇佣契约、遗嘱继承等领域。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中发现的地券实物显示，土地买卖券书需载明四至界限、交易价格、见证人等要素。王褒《僮约》虽属游戏文章，但反映了雇佣券书应明确约定工作内容与待遇。尤其重要的是，券书发展出"买地券"这一特殊类型，既是现实土地交易的凭证，又融入道教信仰成为镇墓法器，如建宁四年孙成买地铅券即同时具备法律与宗教双重属性。 券书的订立程序具有严格的仪式性特征。《汉书·高帝纪》载："丹书铁券，藏之金匮石室"，重要契约需采用特殊材质。普通券书订立时需有"旁人"（见证人）、"任者"（担保人）参与，居延汉简中的雇佣券书明确记录"时任者同里徐广君"。在债务清偿后，需履行"折券"程序，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折券弃责"之事，即通过毁坏券书确认债务消灭。 券书的法律效力通过国家强制力保障。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规定："百姓有责，勿敢擅强质，擅强质及和受质者，皆赀二甲。"禁止以人为质的同时承认合法券书的效力。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杂律》明确："诸有责而敢强质者，罚金四两。"敦煌悬泉置汉简中的债务诉讼案例显示，司法机关审理时必验核原始券书，若发现"券刺不相应"则不予采信。 券书制度的发展折射出秦汉时期信用体系的构建。从云梦秦简《工律》要求器物刻写制作者名字的"物勒工名"，到居延汉简中戍卒领取物资的"廪食券"，再到洛阳汉墓出土的遗嘱陶券，各种券书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的信用网络。这种以书面凭证为载体的契约实践，不仅规范了民间经济活动，也为后世契约文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