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中的货币与财政政策 大萧条期间的货币政策经历了从紧缩到尝试性宽松的转变。1929-1933年间，美联储未能有效应对银行倒闭潮，反而因维持金本位制而提高利率，导致货币供应量收缩约三分之一。这种政策选择源于对金融道德风险的担忧和对金本位机制的机械遵循。1933年罗斯福上任后实施银行休假制度，并通过《紧急银行法》重建金融秩序。同时放弃金本位制，使美元贬值40%，为货币政策创造操作空间。这些措施配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金融监管改革，初步稳定了金融体系。 新政时期的财政政策呈现结构性突破。罗斯福政府突破平衡预算传统，通过公共工程管理局（PWA）和工程进度管理署（WPA）等机构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更新了国家基础设施。1935年《社会保障法》建立养老金和失业保险体系，标志着美国向现代福利国家转型。这些政策虽未完全克服萧条，但构建了社会安全网的基本框架，使消费能力得到部分恢复。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财政收缩导致经济再度衰退，印证了凯恩斯主义关于财政刺激必要性的主张。 政策实践催生了宏观经济理论革命。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干预政策提供了系统论证，指出有效需求不足是萧条根源，主张逆周期调节。同时 Irving Fisher 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揭示了资产价格下跌如何通过债务链条引发经济恶性循环。这些理论突破改变了政府对经济危机的认知与应对方式，为战后宏观经济管理奠定基础。美联储在二战期间确立的维持低利率政策取向，也体现了新政时期形成的政策范式延续。 大萧条政策遗产深刻塑造了战后经济秩序。1946年《就业法》确立联邦政府维持就业的法定责任，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汇率机制则保留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空间。这些制度安排与新政时期建立的存款保险、证券监管等机制共同构成"嵌入式自由主义"治理框架，在保持市场机制同时嵌入社会保护措施，影响了直至197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