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士绅阶层 士绅阶层的构成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但未出仕的“举人”“生员”等；二是曾任官职后致仕回乡的官员。他们需具备官方认定的功名或职衔，与普通地主形成本质区别。例如，一名通过院试成为“生员”（秀才）的读书人，即被纳入士绅群体，享有免役特权。 这一群体的形成与科举制度紧密关联。明代科举每三年在各省举行乡试，考中者称“举人”，可直接取得士绅身份；通过更低层级的县试、府试和院试者可成为“生员”。清代沿袭此制，但增设满汉分榜政策。统计数据显示，清代全国生员总额约50万人，约占人口0.2%，构成士绅阶层的基础。 士绅在地方社会承担多重职能：主持修建水利工程、管理义仓赈灾、组织团练防卫。如嘉靖年间浙江湖州府士绅牵头疏浚太湖河道；万历时期江西吉安府士绅建立常平仓调节粮价。同时他们通过编纂族谱、订立乡约维系基层秩序，明代吕坤《实政录》记载了士绅参与乡约宣讲的详细规程。 经济特权集中体现于赋役优免。明洪武制度规定生员免二丁差役，嘉靖《优免则例》将举人优免范围扩至2000亩土地。清代顺治十四年《优免例》明确进士免粮30石、人30丁，直至雍正摊丁入亩后逐步收缩。这些特权使其能通过“投献”等方式兼并土地，形成“田连阡陌，奴仆成群”的现状。 政治影响力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作为官民中介，代表地方与官府协商税赋；二是培养子弟持续科举，形成世代宦族。如江苏昆山徐氏三代出5位进士；三是致仕官员仍可通过同年、师生关系影响朝政。张居正改革时曾严厉整顿生员干政，侧面反映其势力庞大。 明清两代对士绅的控制策略各有侧重：明代设“卧碑”禁止生员议政，清代通过文字狱与奏销案打压江南士绅。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黜革生员万余人，康熙初年庄廷鑨明史案处死致仕官员，均属系统性整肃。至乾隆时期，士绅逐渐转为文化事业主导者，如阮元编修《皇清经解》即依托士绅网络完成。 随着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曾国藩组建湘军标志士绅权力达到顶峰，但1905年科举废除后，这一阶层逐渐失去制度根基，转化为新式学堂毕业生与地方议会成员，传统士绅时代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