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商法》 《中华民国商法》的立法背景可追溯至晚清变法。1904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大清商律》，首次引入西方商法体系，但内容较为简略。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于1914年陆续颁布《公司条例》《商人通例》等单行法规，初步构建商事法律框架。这些法规主要借鉴德国和日本商法模式，强调保护民营企业产权，适应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启动法典化进程，将商法内容分别纳入《民法债编》与单行商事法规。立法者采取"民商合一"体系，将运输、仓储等传统商行为规定于民法典中，而公司、票据、海商、保险等专业领域则制定特别法。此举突破大陆法系民商分立传统，体现了法律本土化的尝试。立法院组织编译德、日、瑞士等国商法文献，并征询上海总商会等工商业团体意见。 核心法规包括1929年《公司法》、1930年《票据法》与《海商法》、1935年《保险法》。《公司法》采用法人实在说，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须经政府认许；《票据法》统一汇票、本票、支票规则，明确背书追索权；《海商法》首次系统规定船舶抵押权与共同海损理算；《保险法》确立损失填补原则与受益人制度。这些法规共同构成近代中国最完整的商法体系。 法律实施面临传统商业习惯的调适难题。如《票据法》要求绝对文义性，与民间认票不认人的习惯冲突；《公司法》规定的监察人制度常被家族企业虚置。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创设"商业习惯法补充原则"，在1932年渝字号判决中承认同业公会商事惯例的效力。上海等地方法院设立商事调解处，邀请商会代表参与纠纷解决。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工商业补充条例》，放宽公司设立条件以鼓励内迁企业。1946年修订《公司法》增设"外国公司"专章，引入英美法的董事会中心主义，反映战后经济开放需求。该法典体系成为台湾地区现行商法蓝本，其中《票据法》经1960年修正后仍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