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1935年修订版） 立法背景与目的 1935年修订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司法现代化的重要成果。其制定背景可追溯至清末司法改革，当时试图废除传统《大清律例》中的纠问式诉讼模式。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曾颁布《刑事诉讼条例》（1921年），但未能全国统一适用。1935年修订旨在整合此前法律实践，引入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日本）的当事人主义元素，明确“无罪推定”“公开审判”“辩护权”等原则，以配合《中华民国刑法》（1935年）的实施，构建现代刑事司法体系。 核心内容与结构 该法共分九编，516条，主要内容包括： 总则编 ：规定管辖、回避、辩护人、证据（如严禁刑讯逼供）、强制措施（拘提、羁押的适用条件）等基础程序。 审级制度 ：实行三级三审制，地方法院为一审，高等法院为二审，最高法院为终审。 公诉与自诉 ：确立检察官主导公诉的程序，同时保留自诉制度（允许被害人直接起诉）。 特别程序 ：增设“简易程序”“上诉审”和“再审”条款，提高司法效率。 关键创新在于限制法官职权调查范围，强调检察官的举证责任，并赋予被告申请证据调查的权利。 司法实践与社会影响 该法在理论上提升了程序正义，但实践受限于战时环境与政治干预。例如： 特务机关逾越司法 ：军统、中统等机构常以“特别案件”为由绕过正常程序，直接实施逮捕与秘密审判。 基层司法困境 ：偏远地区法院稀缺，县长常兼任检察官，导致行政权干涉司法。 进步意义 ：律师辩护制度逐步推广，上海、北平等地出现知名刑事辩护律师（如沈钧儒），推动法治意识萌芽。 历史沿革与后续修订 该法成为1949年后台湾地区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历经多次修订（如1967年引入“羁押权归法院”）。大陆地区则于1979年颁布新的《刑事诉讼法》，但1935年版本的部分条款（如自诉制度）仍可见其影响。该法的修订标志着中国刑事程序法从传统纠问制向现代抗辩制的转型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