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

1. 背景：经济困境与政治压迫
   2010年前后，多个阿拉伯国家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达到临界点。这些国家普遍存在高失业率（尤其是青年群体）、物价上涨、贫富差距悬殊以及威权政府腐败问题。例如，突尼斯青年布瓦吉吉因经济困境自焚的事件，成为直接导火索。同时，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普及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新渠道，打破了政府对传统媒体的垄断。

2. 爆发与扩散：从突尼斯到多国
   2010年12月，突尼斯民众通过街头抗议迫使总统本·阿里下台，这一成功案例迅速激励了周边国家。2011年1月，埃及爆发大规模示威，穆巴拉克政权在18天后倒台；也门、巴林、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相继出现抗议浪潮。抗议形式包括和平集会、罢工、网络动员，部分国家（如利比亚、叙利亚）逐步演变为武装冲突。

3. 外部干预与地区博弈
   西方国家与地区势力根据自身利益选择介入方式：北约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支持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在巴林协助镇压抗议，同时在也门推动权力移交；叙利亚则陷入代理人战争，伊朗、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政府，而沙特、土耳其支持反对派。

4. 结果与影响：复杂的地缘政治重构

   • 政治转型差异：突尼斯通过对话实现相对平稳过渡；埃及经历多次政权更迭后回归军事强人统治；利比亚、也门、叙利亚陷入长期内战与国家分裂。
   • 极端主义崛起：权力真空为“伊斯兰国”（ISIS）等组织提供扩张空间，尤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形成跨区域威胁。
   • 难民危机：叙利亚内战导致超600万人逃离，引发欧洲2015年难民潮。
   • 地区格局变化：沙特与伊朗的代理人竞争加剧，海湾国家加强内部管控并干预地区事务（如2017年卡塔尔断交危机）。

5. 历史反思与长期效应
   “阿拉伯之春”揭示了威权模式的结构性脆弱性，但未能提供成熟替代方案。经济根源未解决、世俗与伊斯兰势力对立、部落与教派矛盾激化，导致后续出现“阿拉伯之冬”。社交媒体虽加速动员，但也助长谣言传播与群体极化。这一进程重新定义了21世纪中东的政治生态与全球权力互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