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音乐与乐器》 宋元时期的音乐与乐器发展，可从宫廷雅乐、民间俗乐、乐器革新及多民族融合四个层面逐步理解。 第一步：宫廷雅乐体系——宋代大晟乐与元代雅乐的承袭 宋代宫廷雅乐以“大晟乐”为核心，由宋徽宗时期设立大晟府制定。其特点为严格遵循古制，使用青铜编钟、编磬等“八音”乐器，音律计算基于三分损益法，体现礼乐治国思想。元代虽为蒙古政权，但入主中原后沿袭宋金雅乐，太庙祭祀仍采用编钟、特磬、柷、敔等传统乐器，但加入蒙古“质孙宴”乐舞元素，形成雅俗交融特征。 第二步：民间俗乐兴起——词乐、散曲与戏曲音乐的繁荣 宋代市民经济推动词乐发展，采用燕乐二十八调体系，常用琵琶、筚篥、笙、杖鼓等乐器伴奏。元代散曲取代宋词成为主流，其音乐结构分“北曲”与“南曲”，北曲以弦索乐器（如琵琶、三弦）为主，风格豪放；南曲多用笛、板等管乐，婉转细腻。同时杂剧音乐成熟，形成“四大套”曲牌联缀体制，伴奏乐队出现胡琴、月琴等新兴乐器。 第三步：乐器革新与传播——弓弦乐器的崛起与外来乐器本土化 宋元时期弓弦乐器取得突破：宋代奚琴（嵇琴）用竹弓拉奏，至元代演变为胡琴，成为戏曲主要伴奏乐器。琵琶从唐代横抱改为竖抱，出现《海青拿天鹅》等独奏曲。外来乐器如波斯唢呐（元代称“苏尔奈”）、西域筚篥被吸收改造，唢呐逐渐用于军乐与民间婚丧仪式。 第四步：多民族音乐融合——蒙古音乐与中原音乐的互动 元代设立仪凤司掌管汉人、回回、西夏三色细乐，其中“达达乐”（蒙古乐）使用火不思、笠篌等特色乐器。宫廷宴乐融合蒙古“倒喇”舞曲与汉族曲牌，形成《白沙细乐》等跨民族乐舞。乐器制作也受影响，如藏族扎木聂传入中原，琵琶形制吸收蒙古梨形音箱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