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律与法律教育 秦汉时期的法律教育以“习律”为核心，即学习律令知识和司法实务。这一过程通过官学传授、私学传承与文书行政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法律知识传播机制。 第一步：法律文本的编纂与传播基础 秦朝奉行“以法为教”，朝廷定期颁布《秦律》条文至各级官府。律文以简牍为载体，内容涵盖盗、贼、囚、捕等法律门类，县廷需组织吏员抄录并学习。至汉代，萧何制定《九章律》作为核心法典，其后又有《傍章》《越宫律》等补充律令。律令文本的标准化为习律提供了统一依据，官吏必须熟记条文数量、罪名分类与刑罚等级。 第二步：宦学合一的官吏培养途径 习律的主要途径是“以吏为师”。基层官吏（如令史、狱吏）通过文书处理积累法律经验，例如学习案卷编制、判决书写格式。汉代郡县设有“决曹”等司法属吏，新人需跟随资深吏员参与案件审理，背诵律令注释文献（如《律说》）。此外，朝廷还会派遣御史到地方巡查，通过现场考核督促官吏掌握律法。 第三步：私学传承与律学世家的兴起 汉代民间出现专攻律学的学者，如郭弘家族连续三代出任司法官职，形成“律家”。他们收集判例编为《辞讼比》《决事比》等案例集，弟子通过模拟案情推理学习法律适用。东汉时，颍川、南阳等地出现律学地域性传承中心，学者陈宠提出“律三家”学说，标志着律学走向理论化。 第四步：法律考试与仕进关联 汉代察举制中设有“明法科”，考核律令知识和决疑能力。地方官学（如郡国学）会将律令设为必修内容，学生需通过笔试与口试展示法律素养。出土《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了基层官吏上报疑难案件的全过程，反映了司法实践与法律教育的紧密结合。 第五步：法律知识的专业化与社会影响 习律的深化促使法律注释文献涌现，如东汉郑玄作《律章句》，开创以经注律的传统。律学知识不仅用于司法审判，还影响基层治理——乡啬夫需依据律令处理田宅纠纷，市吏需熟习《市律》管理交易。最终，习律体系为秦汉官僚机器运转提供了制度保障，并奠定了后世律学教育的基础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