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在于通过国家干预应对市场失灵。其理论基础源自凯恩斯主义，强调在总需求不足时，政府应通过财政赤字扩大支出，以填补私人投资下降导致的就业与收入缺口。这与古典经济学倡导的市场自动调节形成根本对立。 新政的干预手段首先体现在金融领域。《紧急银行法》授权财政部审查银行状况，恢复公众信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并强制分离商业银行与投资业务，以遏制投机风险。这些措施重构了金融监管框架，标志着"监管型国家"的崛起。 农业调整则尝试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生产过剩危机。《农业调整法》设立农产品加工税，用以补贴减少种植面积的农民，目标是通过人为减产提升价格。但该政策在销毁农作物和牲畜的同时，未能惠及无地佃农，暴露了国家干预的分配正义难题。 工业复兴计划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建立行业准则制度，允许企业联合设定价格与工资，并保障工人集体谈判权。这种卡特尔化政策虽短暂提振生产，却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反映出国家干预与反垄断传统的激烈冲突。 以工代赈项目通过民间资源保护队、公共工程管理局等机构雇佣失业者建设基础设施，既维持了基本消费能力，又创造了长期公共资产。这种"汲水政策"成为后续反周期财政政策的范本。 社会保障立法建立养老金体系与失业保障制度，构建了美国福利国家的雏形。这种将公民权利与国家责任制度化的变革，重塑了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为战后社会契约奠定基础。 新政的混合遗产体现在：它通过制度创新稳定了资本主义体系，但未能完全终结大萧条；它扩大了联邦政府权力，却未能彻底改变财富分配结构。这种有限改革恰恰揭示了现代国家在经济治理中面临的永恒张力——如何在保障效率、维护稳定与促进公平之间寻找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