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劳动法》 《中华民国劳动法》的立法背景可追溯至20世纪初中国工业化进程。随着沿海城市近代工业发展，工人阶级规模扩大，劳资矛盾日益突出。1923年北洋政府曾颁布《暂行工厂通则》，但缺乏系统性与强制力。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于"保育劳工"的训政理念，开始系统构建劳动法律体系。 1929年《工厂法》作为劳动法体系核心率先颁布，该法明确界定了"工人"范畴为受雇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并获得报酬者。其技术细节包括：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周至少休息1日、女工夜间工作限制等条款。值得注意的是第13条规定的工业伤害赔偿标准——根据伤残等级支付3至18个月工资，这一标准参照了当时德国《帝国保险法》的伤残分类体系。 配套法规的制定呈现渐进特征。1930年《工会法》赋予工人组织权利，但第23条要求工会需向地方党部备案；1931年《工厂检查法》建立由中央至省的三级检查网络，但1936年统计显示全国仅配置152名专职检查员。这种立法超前与执行滞后的矛盾，体现了当时行政能力与立法理想的差距。 抗战时期劳动法实施出现特殊转向。1943年修订《职工福利金条例》，要求企业按月提拨工资总额5%-10%作为福利基金，此标准较战前提高3个百分点。但同年颁布的《战时工资统制办法》又授权地方政府冻结工资水平，这种保护与限制并存的立法特征，反映了战时经济的特殊需求。 该法律体系的历史影响体现在三方面：首次构建了涵盖个体、集体、保障三维度的劳动权利框架；确立了现代劳动标准的基本范式；其部分条款如产假待遇（1940年《女工保护规则》规定8周带薪产假）成为后续立法的重要参照。不过实际覆盖范围主要限于注册工厂，1935年数据显示仅约17%产业工人受到完整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