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制史 典制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史书体裁，专门记载某一朝代或某一历史时期的典章制度，其代表作为“十通”之首的《通典》。 第一步：典制史的起源与定义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中国的史书编纂主要以纪传体（如《史记》）和编年体（如《春秋》）为主，典章制度的记载往往分散在这些史书的“志”或“书”中，不够系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制度因革变化剧烈，学者们开始意识到系统梳理典章制度变迁的重要性。于是，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典制史应运而生。它不再以人物或时间为核心线索，而是以“制度”本身为研究对象，分门别类地系统叙述各项制度（如职官、礼乐、刑律、经济、军事等）的起源、演变和具体内容。 第二步：早期典制史的雏形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典制史的奠基时期。虽然此时尚未出现像唐代《通典》那样成熟的综合性典制体通史，但为其诞生准备了条件。这一时期的制度梳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断代史中的“志”更为发达：如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志”后被并入范晔的《后汉书》，陈寿《三国志》虽无“志”，但南朝宋的裴松之在作注时补充了大量制度内容。这些“志”是对某一朝代制度的集中记载。 出现了制度史的专篇或专著：例如，三国时曹魏的鱼豢所著《魏略》，其中设有《官仪》篇，专记职官制度。更重要的是，南朝梁的沈约在编纂《宋书》时，其“志”的部分（如《律历志》、《礼志》、《百官志》等）并不仅限于刘宋一朝，而是上溯至三国乃至曹魏，初步具备了贯通数代的“通”的性质，这直接启发了后来的《通典》。 第三步：典制史的成熟与代表作《通典》 尽管典制史发轫于魏晋南北朝，但其成熟和典范之作出现于唐代。唐德宗时期的杜佑，在博览前代史籍（其中大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和史著）的基础上，撰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性典制体通史——《通典》。 《通典》的结构：全书二百卷，分为九大门类：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这个分类体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从经济基础（食货）到上层建筑（礼乐刑政）的逻辑思想。 《通典》的方法与价值：它打破了朝代的断限，将上自黄帝、下至唐玄宗天宝末年的各种制度融会贯通，详其沿革，明其得失。杜佑编纂《通典》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旨在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提供历史借鉴。《通典》的诞生，标志着典制史作为一种独立的史书体裁正式确立。 第四步：典制史的历史意义与影响 典制史的确立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拓宽了史学领域：它使典章制度成为与人物、事件并列的独立研究对象，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涵。 提供了新的历史认知方式：通过梳理制度的源流演变，它能更深刻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和因果关系，而非仅仅呈现表面的兴衰更迭。 深远的影响：《通典》开创的体例为后世的“三通”、“九通”、“十通”所继承，形成了贯穿中国历史的典制史文献系列。同时，元明清以后编纂的断代史，以及历代《会要》（如《唐会要》、《五代会要》），其编纂思想都深受典制史的影响。 总结来说，典制史萌生于制度变迁剧烈的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代的《通典》。它将典章制度作为独立、系统的研究对象，以“通古今之变”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为中国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思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