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诗与《诗》教传播 第一步：习诗的社会基础与《诗经》地位 在秦汉时期，《诗经》作为儒家核心经典被纳入知识体系。秦朝虽实行“焚书”政策，但《诗》凭借口耳相传得以存续。至汉代，官方设立五经博士，《诗》分为齐、鲁、韩、毛四家学派，通过官学与私学传播。习诗不仅是文学修养，更是理解礼制、参政议政的必备技能，成为官吏选拔（如察举制）的文化标准。 第二步：习诗的实践途径与教育场景 官学教育：太学中专设《诗》博士，弟子需背诵经文、解析诗义，注重政教功能（如《关雎》被释为“后妃之德”）。 私学传承：民间学者如申培（鲁诗）、毛亨（毛诗）收徒授业，注疏讲经，形成学派竞争。 蒙学启蒙：幼童通过《苍颉篇》等字书识字后，常以《诗经》作为进阶读本，兼习音律与辞令。 第三步：《诗》教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影响 谏政工具：官吏引《诗》讽谏（如王式以《鹿鸣》劝谏昌邑王），以古喻今强化言论权威。 外交辞令：使节在朝聘会盟中赋诗言志，如汉武帝时期与匈奴交往可见《诗》的礼仪运用。 伦理教化：民间通过《诗》传播孝悌观念（如《蓼莪》倡导孝道），融入乡约民俗，巩固基层秩序。 第四步：习诗的文化衍变与文献载体 文本定型：从竹简（如阜阳汉简《诗经》）到帛书，再到东汉熹平石经刻《鲁诗》，实现经典标准化。 阐释转向：毛诗郑笺融合谶纬，将自然意象（如“蝃蝀”）附会天人感应，强化经学神秘主义。 文学分化：习诗催生汉赋创作（如班固《两都赋》化用《雅》《颂》），同时民间歌谣延续《国风》现实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