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政治参与渠道 第一步：国人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朝会与舆论 国人（主要指居住在城邦及其近郊的自由民阶层）参与政治的首要渠道是定期举行的朝会。在都城设立的固定朝会上，国人可通过特定仪式直接向执政者陈述意见，内容涵盖赋税调整、军事行动及官吏任免等核心政务。这种朝会具有法定召集周期，形成制度化的参政平台。与此同时，国人常在市场、乡校等公共空间议论政事，形成"舆人之诵"（公众舆论）。《左传》记载郑国乡校议政现象，表明这种非正式舆论场能对执政集团产生实质约束力。 第二步：法定决策程序中的国人参与——询国危、询立君、询迁都 在三种重大决策场景中，征询国人意见成为法定程序：1) 当国家面临战争威胁时（询国危），需召集国人征询战和态度；2) 在国君继位人选出现争议时（询立君），国人表态具有决定性作用；3) 筹划都城迁徙时（询迁都），必须获得国人支持。如《周礼·小司寇》明确记载"致万民而询焉"，其中"国危""立君""迁国"被列为"三询"事项。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国人对国家核心事务的否决权。 第三步：国人参政的保障机制——法定集会与惩戒权 为保证参政有效性，形成两项关键机制：首先，设有"大蒐礼"（军事检阅与集会结合）作为特殊参政平台，在军事演练间隙进行政策讨论和官员选拔。其次，国人享有集体惩戒权，当执政者严重失德时，可通过"流放暴君"方式实施制裁。典型案例是周厉王时期国人暴动，国人驱逐厉王至彘地并建立共和行政，这既是惩戒权的实践，也催生了中国历史上首个有明确纪年的共和政体。 第四步：参政渠道的制度基础与历史演变 这些参政渠道植根于宗法分封制下的权力结构：国人是军队主体（"执干戈以卫社稷"）与赋税主要承担者，其政治权利与经济义务形成对等关系。随着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推行和贵族政治衰落，国人通过朝会、三询等传统渠道参政的方式逐渐式微，但其形成的"民本"思想（如《尚书》"民惟邦本"）转化为稷下学宫等新型议政机构的思想资源，最终融入儒家德治理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