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民事调解法》 《中华民国民事调解法》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颁布的专门规范民事纠纷调解程序的单行法规。该法标志着传统民间调解的制度化转型，其核心在于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民事争议，以缓解法院诉讼压力并促进社会和谐。以下分步骤展开讲解： 第一步：立法背景与目的 社会需求 ：民国初期民事纠纷激增，法院诉讼程序繁琐、成本高昂，民众亟需更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 文化传统 ：中国历来重视“息讼”观念，民间宗族、行会调解长期存在，政府试图将这一传统纳入法制框架。 司法改革 ：受西方ADR（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影响，国民政府希望通过立法建立标准化调解制度，补充《民事诉讼法》的不足。 第二步：主要内容与结构 该法共16条，重点包括： 适用范围 ：强制调解涉及不动产、婚姻、继承等特定民事案件（第2条），其他案件可申请自愿调解。 调解机构 ：设立区、乡、镇公所内的“调解委员会”，由地方士绅、商会代表等组成（第5条）。 程序规则 ： 当事人提交书面申请，调解委员会7日内召集双方（第6条）。 调解过程不公开，达成协议须制成笔录，具有与法院判决同等效力（第10条）。 调解失败可转入诉讼程序，调解中陈述不作为诉讼证据（第12条）。 第三步：实施特点与创新 双轨制设计 ：与法院诉讼并行，形成“调解优先、诉讼备用”的纠纷解决路径。 民间参与 ：吸纳地方精英参与调解，既降低司法成本，又强化基层治理。 时效性规定 ：调解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0天，避免程序拖延（第8条）。 第四步：实际影响与局限 积极效果 ： 1931-1935年，江苏等地调解成功率达40%，有效分流案件。 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如浙江部分乡镇通过调解解决60%以上土地纠纷。 实践困境 ： 调解员素质参差，部分地区乡绅操纵调解结果。 战争动荡导致基层调解组织瘫痪，1940年后实施范围大幅萎缩。 第五步：历史意义与后续发展 制度遗产 ：为1949年后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条例》奠定基础，大陆人民调解制度亦受其间接影响。 法学价值 ：开创了中国近代ADR立法先河，体现了法制本土化与西方法理的结合。 此词条展现了民国法律移植中的适应性创新，既回应了传统社会诉求，亦折射出国家权力向基层渗透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