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畜牧经济 商代畜牧经济是以王室为主导、多畜种并重的规模化生产体系。我们将从以下四个层面展开： 第一层面：畜牧经济的生产基础 商代畜牧业建立在两大基础上：自然地理条件方面，黄河中下游流域广布的草原林地（如牧野、蒿藜）为放牧提供优良草场；社会制度方面，王室通过“多马”“多牧”等职官体系直接控制大型牧场，并通过方国贡赋获取畜牧资源。甲骨文记载商王设有“牧鄙”（郊外牧场）和“圉”（驯养场），形成从放牧到圈养的全链条管理。 第二层面：主要畜种与功能分化 祭祀用畜：牛（牡/牝）、羊（羝/羔）、豕为核心祭品，甲骨文载“卯三牛”“沉十牛”反映祭祀用牲规模 军事交通：马匹用于战车编队（“戎马”）、象群曾参与征伐（“今夕其雨，获象”） 肉食供应：犬、豕为主要肉源，殷墟祭祀坑发现完整猪骨遗存 骨料来源：牛肩胛骨、鹿角构成甲骨文载体与工具原料 第三层面：专业化管理机制 牧官体系：设“牧”“刍正”等官职分管放牧与饲料供应 繁殖技术：掌握“牝牡之合”（配种）与“寮于圈”（栏舍消毒）知识 疾病防治：卜辞有“马其疾”“御疛马”等巫医结合的医疗实践 统计制度：通过“登牛”“示豕”等仪式进行牲畜清点与质量评估 第四层面：经济结构与文明特征 畜牧业构成商代“祀与戎”核心物质基础：祭祀用牲年均达千头规模，形成“牲牢文化”；车马配置体现“一乘四马”制度化供给；骨器生产支撑着甲骨占卜体系。这种以神权需求为导向的集约化畜牧模式，成为早期国家控制经济资源的典型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