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儒与经学教育

1. 秦代儒学的存续背景
   秦统一后实行“以法为教”，但儒学并未完全断绝。博士官制度保留了对《诗》《书》等经典的传承，伏生等儒生暗中授徒，形成民间习儒脉络。秦始皇坑儒主要针对方术化儒生，齐鲁地区儒学家学传统仍延续，为汉代经学复兴埋下伏笔。

2. 汉初儒学的制度化转型
   汉文帝时设《诗》《书》博士，儒经进入官学体系。景帝时晁错受命向伏生学习《尚书》，标志儒家经典重新获得政治认可。私家讲授如申公传《鲁诗》、韩婴传《韩诗》，形成地域性经学流派，教育内容从道德教化转向经义阐释。

3. 五经博士与太学体系建立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创建太学，博士弟子员制度使经学教育层级化。太学教材固定为今文经学注本，如《春秋公羊传》成为决狱理论依据。地方郡国学与私学并兴，通过“射策”考试选拔官吏，形成“通经致仕”路径。

4. 经学传承的学派分化
   宣帝石渠阁会议后增设大、小夏侯《尚书》等博士，今文经学形成师法、家法体系。西汉后期出现古文经学教育，刘歆争立《左传》博士，民间出现兼习今古文的“通儒”。郑玄注经融合今古文，代表汉代经学教育的集成形态。

5. 经学教育的社会渗透
   蒙学读物如《急就篇》融入儒家伦理，地方官学“祀孔”典礼强化意识形态认同。世家大族通过经学维持文化垄断，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累世传经。东汉白虎观会议将谶纬纳入经学，教育内容呈现神学化与政治化双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