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尚书》与政教传承 第一步：《尚书》在秦汉时期的地位与流传背景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政典文献汇编，记载了虞、夏、商、周的政治训诂与历史事件。秦汉时期，它被尊为“五经”之一，是治国思想的核心经典。秦朝焚书时，《尚书》遭禁毁，但因儒者冒死隐匿（如伏生壁藏《尚书》），部分篇章得以保存。汉初，统治者推崇“以经治国”，《尚书》因包含天命观、德治思想与典章制度，成为重建意识形态的重要依据。 第二步：《尚书》的文本重建与学派分化 汉初《尚书》的传承主要依赖口述与残简整理： 今文《尚书》 ：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隶书抄写，共28篇（后增为29篇），在汉文帝时立为官学，形成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学派。 古文《尚书》 ：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用先秦篆文书写，较今文多16篇，由孔安国献于朝廷，但因未立官学，长期限于民间传授。 今古文《尚书》在篇目、字句和解释上存在差异，引发汉代长期的经学争论。 第三步：习《尚书》的教育与政治实践 官学教育 ：西汉太学设“五经博士”，《尚书》博士为其中之一，弟子通过考试可入仕为官。地方郡国学也传授《尚书》，如文翁在蜀郡兴学时推广经学。 私家传授 ：学者如贾谊、晁错曾从伏生习《尚书》，将其思想融入政论；东汉桓荣、马融等大儒收徒讲学，形成门生网络。 政治应用 ：《尚书》的“洪范九畴”“敬天保民”等观念被用于制定政策（如减灾、祭祀），并成为朝臣谏诤的理论依据（如翼奉以《尚书》论灾异）。 第四步：《尚书》与秦汉意识形态的构建 论证政权合法性 ：汉代皇帝常引用《尚书·尧典》中“禅让”与“天命”观念，为刘氏代秦寻求依据。 规范君臣行为 ：书中强调“明德慎罚”“君臣共治”，成为抑制君权滥用的思想工具（如汉成帝时谷永借《尚书》批判奢靡）。 融合阴阳谶纬 ：董仲舒等儒者将《尚书》与阴阳五行结合，发展出“灾异遣告”理论，如以《洪范》附会自然异象，干预政事。 第五步：考古发现与研究拓展 近代考古成果（如清华简、敦煌文献）证实了汉代《尚书》文本的部分真实性，也揭示了其流传中的改动。例如，清华简《尹诰》篇与传世本差异，为研究秦汉时期《尚书》的整理与重构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