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克的城邦法律体系 乌鲁克城邦法律体系的核心特征是将习惯法通过楔形文字泥板进行系统化编纂。出土于埃安纳神庙区的GURUS泥板（约公元前3300年）记载了涉及人身伤害的赔偿标准，其中明确规定重伤案需赔偿30谢克尔白银，这比苏美尔后期《乌尔纳姆法典》早约500年。这些早期法律文书使用“尼-吉尔-苏”（nig2-gir2-su）作为法律术语，意为“正当权利”，体现了法律概念的专门化发展。 法律执行机制依赖神庙与世俗权力的双重保障。考古发现的“目击者石像”（Stone Witness Figures）表明重要契约需要第三方见证并立像为证。经济契约类泥板中频繁出现的“杜布萨格”（dubsag）指代官方公证人，他们负责在土地买卖、奴隶交易等文书中加盖圆柱印章。在伊南娜神庙遗址出土的违约处罚记录显示，拖欠债务者需以子女抵债，但保留30年内赎回权利。 司法程序呈现分层特征：普通民事纠纷由“阿巴萨加”（ab-ba-sag-ga）即长老会裁决，重大刑事案件则需“恩西”（ensi）城邦统治者亲自审理。出土于第四层的诉讼泥板记载了灌溉用水争端案例，显示裁决过程需援引“迪姆图姆”（dimtum）先例判决。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司法活动中具有特殊地位，女祭司“恩图”（entu）出具的证言效力等同于男性贵族。 法律演进与城市化进程同步发展。晚期乌鲁克法律文书中开始出现“里鲁姆”（rirum）公共补偿基金，用于赔偿因公共工程受损的平民。在楔形文字符号演化方面，早期表示“争议”的图形符号（两把相交的棍棒）逐渐被抽象化为“卡卡姆”（kakkum）文字符号，这种法律符号的标准化反映了司法体系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