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与战争经济 石油作为现代战争的核心战略资源，其供需关系与军事行动之间存在双向塑造机制。20世纪初英国海军燃料从煤炭向石油的转型，标志着战争经济进入新阶段。丘吉尔主导的英波石油公司国有化案例表明，国家会通过垂直整合确保燃料供应安全。这种能源战略转型不仅增强了舰队机动性，更催生了全球首个国家控制的石油供应链体系。 二战期间的交战国实践深化了石油与战争的耦合关系。德军闪电战战术建立在机械化部队持续燃油供给基础上，而盟军对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炼油厂的战略轰炸，证明能源基础设施已成为现代战争的首要打击目标。太平洋战场上美日争夺荷属东印度群岛石油产区的战役，以及日本因石油禁运被迫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决定，凸显出石油资源对战争决策的战略约束力。 冷战时期的石油武器化趋势形成新型地缘经济博弈。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实施的石油禁运，首次将能源作为国际政治杠杆，导致OECD国家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制度。两伊战争期间发生的油轮战现象，展示了能源运输通道的脆弱性。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炼油设施的精确打击，则体现了现代制空权与能源破坏战的全新结合模式。 当代战争经济出现能源-金融复合特征。美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推行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以及战后石油收入分配机制的重构，表明能源控制已成为战后秩序重建的核心要素。叙利亚内战中各派武装对油田的争夺，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中遭受的油价上限制裁，均揭示出化石能源在现代冲突中兼具战略物资、财政来源与制裁工具的三重属性。